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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经两代学人整理的《黄侃日记》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问世。这无疑是黄侃二十二年（1913年6月20日…1935年10月7日）私生活的部分真实记录。有趣的是，关于黄侃的许多传闻都在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比如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一般人可能不会相信这话，但从《日记》看来，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读黄侃的《日记》，我们会发现黄侃的嗜好颇多，他的英年早逝与此大有关系。总结起来，除读书买书外，他还有七大嗜好。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的第二大爱好是佳肴。黄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个实打实的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1915年，他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黄侃是大教授，月薪很高，频繁出入茶楼酒肆，不算什么难题，居家他也自奉颇丰，“每食，有不适口，辄命更作，或一食至三四更作，或改作之后，仅食三数口而已。于是事其事者甚劳，而夫人苦矣”。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上海、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上过，多半是教育界朋友的雅聚，喝醉的次数还真不少。黄侃对待美食亦如对待美人，说不出一个冷冰冰拒之千里的“不”字，饮食无度的结果与纵欲无度也差不多，美色是伐性之斧，美食则是腐肠之药，过度则会伤身。
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
越堕落越快乐
？ 曾以亮
清朝末年，有两位国学大师与民族革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刘师培，一个字枚叔，另一个字申叔。“二叔”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他们彼此推崇，互相抬举。只不过气性迥异，一个阳刚，另一个阴柔。结局也大不同，一个虽然负气使性，常与革命阵营闹点别扭，但还不至于卖身投敌，印帐碌校硪桓鲈蚯Я魍蜃毕叨槁洌晌搅蛹０甙撸砩削袈恕芭淹健薄ⅰ白吖贰钡某苋璞曛荆朗滥岩韵赐选�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都是清代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个个淹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刘师培八岁学《周易》，十二岁时即已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秉赋极高，精勤过人，再加上名师点拨，积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绍箕裘那么简单，必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动天下的国学大家。刘师培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1904年，他会试落第，盘桓沪上，受到章太炎的强烈影响，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等雄文，抨击专制，倡扬民主。1907年，刘师培前往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看不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又与章太炎发生龃龉，遂与革命阵营彻底决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叛卖革命党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羁囚，幸而获释，在成都国学院短期讲学，然后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门下充当帮闲清客。其后，受其荐举，被袁世凯招揽于旗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宪王朝，刘师培被策封为上大夫，这番荣华富贵却只是梦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学者成立“国故月刊社”，以保全国粹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种之多，合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若肯将全部心思沉潜于学问，不走江湖，不入官场，不求荣达，自珍自励，积健为雄，他只须与章太炎同寿（六十九岁），成就当在章太炎之上。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刘师培都属蒲柳之质，弱不禁风，受不起挫折和失败。他十九岁中举，踌躇满志，翌年进京参加会试，自以为“今科必中”，从此官运亨通，前途一帆风顺，却不料名落孙山，“飞腾无术儒冠误”，其翰林梦化为泡影。懊丧之余，刘师培口无遮掩，对考官对朝廷甚至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多有微词。恃酒壮胆，狂态毕露，言论颇为激切。他说科举有哪样好？八股文有哪样好？直折腾得士子头脑僵化，一个个迂腐不堪，全无救世之勇和济世之智。当此河决鱼烂之时，朝廷若不改弦易辙，铲除科举积弊，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弱国愚民将如何与世界列强争雄斗胜？正所谓祸从口出，尽管刘师培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论却完全不合时宜，传来传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将他视为危险分子，要拿他治罪。这样，刘师培在扬州难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开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刘师培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人一起发表反清言论，积极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浅白文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