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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古 今
书屋讲坛从政七年如咯血范 泓
灯下随笔 哈哈镜中的重重魅影徐 渭
说长论短 闲话阮大铖陈椿年
来稿摘要 与“粥”有关张云江
来稿摘要 重读遗诏禾 青
其人其事 八部书外皆狗屁王开林
其人其事 越堕落越快乐曾以亮
法制经纬 再次踏入河流丁国强
书屋品茗 战刀与笔的较量戴庆华
书屋品茗 世间已无叶公超张国功
书屋品茗 遗落的官简陈书良
史海钩沉 《独立评论》的经理人陈 仪 任 重
教育论坛 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傅国涌
围炉夜话 亲朋挚友亦须防眭达明
编读往来 关于锤子剪刀布林子明
编读往来 “李国文体”发微马大勇
补 白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何云波
封 二 同在春季（二）王迎春 画
封 三 百姓图周翼南 画
预 告 2006年第3期目录
《书屋》十年文献光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二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近日翻阅《随想录》，感慨颇多，常为那非常年代民族的悲惨遭遇欷殻Р灰选Ｈ欢诰碇啵钊怂嗳黄鹁吹氖牵髡甙徒鹄先思刀袢绯稹⒈手笔楹秃艋秸宓挠缕妥渴丁�
今天，站立在新世纪的门口，目睹纵横交错、宽阔平坦的大道旁一排排高耸云端的大楼里色彩缤纷的灿烂灯光流溢的辉煌，你会觉得，那个铅云低垂、锥人心痛的苦涩的非常年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环顾四周，行色匆匆的路人的脸庞上写满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那个非常年代恍如隔世了。是啊，从某一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为有今日每一个人享有的阳光和愉悦，我们都应欢欣无比。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应有所觉悟，并牢牢记住点什么呢？
曾几何时，由于种种原因，面对举国上下癫狂一时的非人道、非理性的荒谬之为，很多知识分子都选择了旁观或沉默——没有呐喊，没有抗争。其中不少人甚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言谈举止已堕落为万世唾骂的流氓或强盗，遑论一个知识者在“世人皆醉我独醒”时秉有的品格或责任！
其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伟人都白璧有瑕，何况芸芸众生中碌碌为无的凡夫俗子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栋梁和精英，尤其是那些有不幸经历者，虽不能如古代贤者“一日三省”，拷问自己的灵魂，坦陈自己人性的缺陷与丑陋，但也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可惜的是，对于发生于二十世纪神州大地上的那场浩劫，如巴金老人敢于剖析心灵者微乎其微，更多的知识者则采取故意回避、有意淡化和刻意遗忘的态度，语焉不详，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由此看来，巴金老人的真诚、率直和谦虚使其获得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荣称号，实不虚也。
巴金走了，纪念他老人家的最大意义在于，毋论世事翻手为云覆为雨，作为知识分子，始终要持守立身的底线——良知。为了理想，你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终生默默无闻地努力着奋斗着，但不曾伤害任何一个给予自己温暖的亲人、朋友和其他善良的人，哪怕是擦肩而过的邂逅者，也无愧于自己最深情可爱的国家。愿矣，足矣。
中国古地图——
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地图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区东南麦积山风景区（属北道区党川乡）的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四块木板地图。关于其准确的绘制年代，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其下限不会晚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则是无疑的。为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实物地图，亦为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以其时代早及保存完整，于1994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块木板材质均为松木，大小基本相同（长二十六点七厘米，宽十八点一厘米，厚一点一厘米）。其中三块木板两面有图，一块一面有图，共有七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制。为战国末期秦国邽县的地图。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居民点、城邑及其名称，部分地区还表示了树木的分布情况及各地之间的里程注记。各种注记文字有八十二条之多。内容丰富且形象。按其用途，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属地的行政区域、地理概貌和经济概况。现今渭水支流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地图上仍可以找到，并与《水经注》一书的记载一致。图中标明的各种林木如蓟、柏、楠、松等，与现今渭水地区的植物分布和自然环境也基本相同，表明这些地图为相当准确的实测图。
晋代地图学家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之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之曲直）作为绘图六原则。秦汉以前的地理学在地图绘制方面是否有严格的标准，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除了缺乏明确的分率外，其余要素均已具备，表明当时之地图绘制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对研究当时被称为“犬丘”、“西戎”、“犬戎”之
邽县的行政范围、建制、自然资源、历史地理均具有重要价值，亦为研究中国先秦发达的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万 方 文）
从政七年如咯血
——高宗武旧事
？ 范 泓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局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心情；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人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人们。即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山、英雄末路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若复隔世，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来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的年轻人〔1〕。返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在日本的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课程的内容。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的“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2〕。也就是说，归国不久，高宗武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又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当时，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强力财团，从而来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当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资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他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一百五十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报社为延揽人才，同时答应再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另有一百五十元。就这样，高宗武没再去广州，成了《中央日报》的特约撰稿人，一时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高宗武有一好友叫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很欣赏高宗武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替自己处理对日问题。不知后来高宗武为什么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此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并自兼外交部长。而前一年11月，高宗武即已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3〕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因为“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此时若能进外交部，发挥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不啻于是一个“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但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每月三百元。而且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勉强可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高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且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一次得到了蒋的召见。
蒋对高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蒋介石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黄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前往，“在不损害国家权益下径予处理”。黄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郛，结果发现并非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