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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一）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个县级市，却被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翁同龢有个好家乡。 他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当过安徽巡抚，三哥当过湖北巡抚。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又会念书，自然文才出众。他在咸丰六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跟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早上翁同龢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了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住他家。 这本来是被打搅的事儿，可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地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儿子赶紧睡觉去，而与小翁谈天说地，忽悠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又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讲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就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几分钟，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抖起精神地干，一气呵成，按时交卷！真是比现在的补药、吸氧什么的强得多。 翁同龢像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那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二十六岁便中了状元，确是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四十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终于使得他一生无甚建树，郁郁而终。
（二）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有两件事最引人注目。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同时这两件事也是对他的政治家能力的两次考试，结果如何呢？状元还是那个状元吗？ 先说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小日本干。因为“儿皇帝”经常让阴沉着脸的老太婆压着，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 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李鸿章则头脑更清醒，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翁同龢却反对。他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被动防御，耽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做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由于淮军暮气沉沉，抵抗不利，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二十二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佛脚，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父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方寸大乱。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不过他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可能下场还要好些，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还将作为伟大先烈载入史册，我们翁师父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