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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一）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二）荣禄的B面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份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 荣禄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务实，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对裁军应做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之用。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的，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做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 荣禄的种种谋划，既有目标，又有具体实行步骤和善后方法，可见其担得起改革派三个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维新变法事业如同当今的网络论坛，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折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点击率，首先得做惊人之语，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内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荣禄是个非著名的改革派。
（三）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