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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_黄永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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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

又是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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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俩招谁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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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苗子回来了,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在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

“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

(下半阕观点不对,解决的办法是吃、喝、玩、乐,没有出息。)

就王观词中算的细账,人的的确确只有宝贵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放……花了我们多少时间?那所剩就无几了!

所以你们两位的画展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挣扎出来的作品,是苦难的印记。

“安居乐业”四字可以冲口而出,但得来不易。你们今天能高高兴兴开画展,而我为你们的画展大着嗓门骂街;那婆娘如还在朝,我们敢吗?

让观众慢慢地去欣赏你们的作品;再从我这里认识你们的人品。即使我说得肤浅。

祝贺你们的画展成功!

1987年12月18日于北京南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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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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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

作者:黄永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7月

一代“鬼才”黄永玉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幼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出版过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大艺术家黄永玉眼中的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80岁的黄永玉老人在这本散文新作《比我老的老头》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

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一代“鬼才”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

黄永玉老人与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在漫长年代的相遇、相识、相知中,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逸事,一路娓娓道来,著者莞尔,读者会心。微笑之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是大师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对于这些文化大家,黄老下笔轻松而诙谐。没有粉饰,不见追捧,都是些小事情,被黄老写来却情趣盎然。比如他写钱钟书:“钟书先生活了88岁。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的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这些比黄老还老的老头们,其实不老。即便是寥寥的两三千字,却写出了足够的精神。

常常揣测,80高龄的黄老,在追述与比他更老的“老头”之间的往事时,是何心情?或许他只是想完成个人人生的一次照相?然而由于记述者与被记述者的身份,这本书却有了历史回顾般的别样重量。本身便是大艺术家的黄老,在观察与追述另外的艺术大师时,自是别具风仪,笔下从容,宛如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合上书卷,会看到黄永玉先生写在封底上的这段充满了诗意的感伤的话。于是,你也会为自己终于没有错过书中的这些老头儿感到由衷的幸运。

在采访中,本书责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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