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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牛，迟到了，开会响手机了，着装不符合要求，都以捐款来约束。违反规定即自动向公共事业捐款，25元到100元不等。
在蒙牛，称呼上也有一番“较量”。无论上级对下级，还是下级对上级，公司主张直呼其名。为什么？为的是淡化职务带来的等级色彩，创造一种人格平等、民主决策的文化氛围。不过，“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除了级别差异，还有年龄差异，这一点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为了消除大家的直呼障碍，牛根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纽森”。
文化是一种选择。有的公司与蒙牛的选择不同，他们主张人与人之间尽量称呼职务，目的是通过“职务角色”的提示，对上提示责任感，对下辐射执行力。
这里无所谓谁是谁非，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需求，如创造性大的IT业可能需要淡化职务角色，秩序性强的传统工业可能需要强化职务角色。即便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需求。任何规矩都要因时顺变，与时俱进，坚持发展论与阶段论的统一。称呼亦然。
好在蒙牛是个灵活的公司，它没有把称呼问题上升为“大是大非”的刚化原则，而是一种众人倡导、大家监督的软规则。谁在该称呼名字的场合喊成职务了，众人哈哈一笑：你俩被抓了！喊的人与被喊的人各捐25元，充满谐谑。牛总被“抓”的时候最多，因为脱口叫他“牛总”的人最多，他有时掏出50元，一并把两个人的捐款都交了。
四、“企业生态圈”理论
描述企业与其内外环境的关系，“价值链”稍显单薄，“价值星系”略嫌机械，所以，我们借用“生态圈”的概念，赋予它活的灵魂，还原它“混沌”本性。这个“生态圈”，好似奥林匹克标志，大圈里面有小圈，原料圈、资本圈、制造圈、市场圈、品牌圈，五环闭合首尾循环，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生态圈”。（《蒙牛管理团队观点录》）
1。差别只在一头牛
《蒙牛足迹》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曾经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
前些时日下乡到一处偏僻的小村，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贫困的农家，四年间出了两名大学生。只因贫困，哥哥未能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而去了南方打工，妹妹如愿走进日夜向往的大学殿堂。造成兄妹俩境遇前后如此反差的竟是一头牛！
经多方打听，我来到了这户农家。平矮的两间小土房里光线昏暗，屋内除了两口大缸和放在炕上的方桌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了。院中央的木桩上拴着两头我再熟悉不过的黑白花奶牛，这就是他家惟一值钱的东西了。
寒暄后主人道出了缘由，原来在他儿子考学那年，因凑不足学费而辍学，之后的秋天赶上政府用扶贫贷款资助他家买回一头奶牛，还在当年下了一头牛犊，从此日子渐渐好过了。第二年村里建了蒙牛奶站，“俺只要把牛牵进去就行了，到月底拿着存折到乡信用社取钱”，说到这里，主人表露出无比的喜悦，感谢政府、感谢蒙牛的话说个不停。“今年俺闺女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有这两头牛，她的学费可不用愁了。”听到这里，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豪感。从农家出来一身轻松，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从事的职业神圣而伟大！
联想到许多贫困地区仍有不少徘徊在校门外的学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从我心底萌生：愿所有贫困地区的人家都能养上奶牛，因为饲养奶牛就是在培育希望！（奶源公司邓玫东）
2。牛根生的“三民情结”
牛根生常常讲，蒙牛的衣食父母是“三民”：市民，农民，股民。
市民饮奶。农民供奶。股民投资奶。
农民，大概是他“三民情结”中最敏感的一结。有记者请他讲两个“印象深刻”的事，他所讲的居然都与农民有关。
一个故事是关于市场的：有一年，有位副市长回农村老家过年，当农民的舅舅问他，你们在报纸上天天讲“市场要啥就种啥”，那你告诉舅舅，明年市场到底会要啥？结果当副市长的外甥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西部农民苦，首先苦在找不到市场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市场问题。龙头企业就是农民的市场。
另一个故事是牛自己经历的：有一年，他去内蒙古的巴盟——那里有蒙牛的一个分厂，途中下车买瓜，瓜农大概看过电视，认出了老牛，于是连钱也不要了，说自从来了蒙牛，他们家怎么养了牛，怎么挣了钱，怎么盖了房……“一个不认识的人，看见你就像看见自己的亲人，这让我特别感慨。让认识你的人受益，还不能算好；让不认识你的人也受益，那才是真好。”
牛说：我们内蒙古有一半以上的老农民、老牧民，至今没进过县城，可是，全球化一下子把他们抛到了美国农民面前、加拿大农民面前，让“锄头化铁锹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同台比武！他们可怜得不知道种什么好，种出来了又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卖出去了也落不上好价钱。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当好这个前锋。
2003年8月，牛根生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年会上演说时讲到：
第二个大局，就是要做好企业的事，在发展别人中发展自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相信各位都有很深的体会，我们经营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子，一个很大、很长、很累人也很激动人心的圈子，通俗的说法，把它叫做产业链，更形象的说法，应该称它为“企业生态圈”。从最前端的种草养牛，到中间的乳品制造，到后端的市场营销，处处要讲生态平衡。万一有一天某个方面不平衡了，这个圈子就发生了梗阻，你其他方面的技术指标再好，这个圈子也没法再循环下去。明确了“企业生态圈”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了战略支撑。
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生态圈，同时，企业和企业又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态圈。蒙牛作为中国乳业的晚辈，始终视同行为“队友”，而不是“对手”。我们深信，让锅里的饭增加10倍，远比你在我碗里抢一勺饭、我在你碗里夺一块肉来得重要。
我们打造“奶源圈”的过程，就是化解三农问题的过程。今年上半年，在前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两位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乳品企业视察（即到蒙牛视察——编者注），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乳业的重视。中国2/3的人口是农民，我们如果把农业产业化这篇大文章写好了，我们想的事，就是国家元首想的事；我们选择的职业，就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中国乳业大有希望！
牛根生给自己两个定位：在产业链前端，他是“种草养牛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在产业链后端，他是“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
3。共生术：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这首草原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奶牛与农民的“命运曲线”。
作为这条“命运曲线”的一个关键变量，蒙牛给自己确立的使命是：“百年蒙牛，强乳兴农”，“愿每一个中国人身心健康”。
时至今日，蒙牛已与产品市场的亿万公民、资本市场的千万股民、原料市场的两百万农民，以及数十万生产大军、销售大军、供应大军，结成“三民＋三军”的“命运共同体”，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成立6年来，蒙牛通过担保养牛贷款、胚胎移植等方式，带动周边奶农新增奶牛80万头，2003年发放奶款约20亿元，2004年发放奶款约30亿元，成为农民的致富带头人。2005年，蒙牛成为中国乳业中日收奶量惟一突破6000吨的企业。
和林生产基地是蒙牛分布于全国14个省级行政区的20多个生产基地中的一个。
蒙牛未建厂之前，和林格尔是国家级贫困县，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自治区后几位。
蒙牛成立后，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让农民找到了市场。过去千家万户的农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只要紧盯蒙牛就可以了，蒙牛就是农民的市场。第二，发展了具有比较优势的“白色产业”（养牛）和“绿色产业”（种草）。和林县的奶牛头数，由1999年的6000头发展到2004年的6万多头，扩大了10倍！第三，一大批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几乎没有再当农民的，而成为工人后，一个季度的收入就接近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农民富了，县域经济也发展了，这个昔日的国贫县，一跃成为内蒙古自治区1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县”。
由和林格尔县政府开发的百亭园里，有一座亭子记录着对牛根生的简明评价：
牛根生，男，1958年生，苦过心志，劳过筋骨。有志者事竟成，戎马半生，伊利扬名建奇功；苦心人天不负，事在人为，百年蒙牛创始人。
膝下一子牛犇，一女牛琼，他以牛的谦恭，总结自己的成功：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除此之外，蒙牛还用利益杠杆，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农业由“政策号召型”转变成了“经济驱动型”，让慢节奏变成了快节奏。加入WTO，粮食作物中玉米所受的冲击最大，而内蒙古粮食作物又以玉米为主。蒙牛建厂之地，牛吃什么，农民就种什么。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畜牧业，蒙牛向全社会发出“还我草原”的呼吁。为了鼓励农户退耕还草，蒙牛除了免费提供草种，还发放种草补贴。由此，大量耕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苜蓿草地，一年可以割三到四茬，绿得最早，枯得最晚。
此外，在首府呼和浩特，蒙牛正在有计划地开发草场，建设壮观的“人工草原”，以此解决奶牛饲料问题，发展生态畜牧业，并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外来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感受到大草原的气息。
乳业是世界性的产业之一。在发达国家，乳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20％以上，而我国乳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足1％。“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实际上是一篇世界性的大文章。因为发展乳业不光是强壮国民身体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捷径。乳业把城市和农村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乳业让大量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变成了产业工人，让农民由拿“年薪”的人变成了领月薪的人，有效地推进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乳业是健康型产业，为人类提供了“最接近完美的食品”。发达国家已逐步在走饮奶立法的路子。
为此，蒙牛倡导：“市民健康一杯奶，农民致富一家人。”
目前，中国消费者所饮用的每4袋牛奶中，就有1袋是由蒙牛提供的。
4。竞争：从“点对点”到“面对面”
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白热化，使乳业的较量逐步由“点对点”的竞争过渡为全方位的“面对面”的竞争：市场对市场，工厂对工厂，牧场对牧场，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跑不了。
目前中国乳业与世界乳业相比，市场全面接轨，工厂基本接轨，惟一没有真正接轨的就是牧场。
牧场未接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奶牛单产（每头每年产量）偏低。美国、加拿大为10吨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为8吨以上，世界平均为55吨，中国平均为4~5吨。二是养殖规模偏小。为降低成本，澳大利亚每个牧场的平均养殖规模在200头以上，而我国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户养三五头牛的现象随处可见。三是细菌含量偏高。据了解，美国政府将牛奶中的微生物数量严格控制在5万个／毫升以下，否则就要从严处罚。而中国的生鲜牛奶收购标准规定，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小于100万个/毫升。这个标准明显偏低，而且16年来一直未变。此外，我国的原奶收购价在国际上并无竞争力，2004年比新西兰高，比俄罗斯高，与澳大利亚不相上下。
这“一少一小”，加上“一高一平”，就使中国牧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变则进，不变则退；升级则一通百通，不升级则一塞百塞。
市场是大家的，工厂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乳业升级的重点，目前就在于牧场。牧场怎么升级？逐步淘汰低产牛，逐渐减少散养户，向高产化、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