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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事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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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1923年6月8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9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10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14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辏е鸪隽顺ど吵牵恢贝虻搅撕庋簟?墒堑笔北毖缶诓康痴翟诶骱ΑJ《揭恢埃幢煌钕刀戊魅鸬那仔耪啪匆⒌玫健�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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