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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妥妥帖帖地躺在她的心窝里，微微地生着暖意。杨阳。杨阳。杨阳。她一路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觉得她已经在这个硕大而陌生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个坐标，她至少有了方位。
后来小灯才知道杨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杨阳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了杨阳的小说，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悄悄地看。她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她就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步。杨阳在读第二年的研究生，而她才上本科一年级，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简单的四个年级，还有经验，还有阅历，等等等等。可是她终究会赶上他的。她相信。
于是小灯就时不时地去杨阳的宿舍找杨阳。杨阳见了小灯大都是快活的，任凭小灯把借书还书的理由延伸到极致。杨阳几乎从来不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而只是丫头丫头地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刚开始她很喜欢他这样叫她，后来就渐渐生出了厌倦，因为她从这个称呼里听出了自己的无望——他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
杨阳，总有一天，我得让你换副眼睛看我。小灯把拳头捏得咯咯地响。
有一天晚上杨阳突然来小灯的宿舍找小灯。那天同宿舍的同学都去教室晚自习了，只有小灯一人在屋。小灯换了一套接近于睡衣样式的便装，头发随随便便地别在脑后，脚上趿着拖鞋。小灯毫无防备地见到杨阳，脸刷地红了——这是杨阳第一次来小灯的宿舍。杨阳拿过小灯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随意翻看着，说我有个同乡住你们楼上，我顺便过来检查检查丫头是不是在认真读书。小灯要去夺，却已经晚了。杨阳扬着笔记本，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变天账呀，一笔一笔地记得那么仔细。”
小灯低垂着脸，面皮越发地紫涨起来，半晌，才说是我爸寄来的钱。将来，一分一厘，都要还他的。
杨阳就呵呵地笑，说那是你爸，又不是别人，还算得那么仔细啊。
小灯抬起头来，脸上的颜色渐渐地清淡了下去，眼光定定的，穿过杨阳，穿过墙壁，落在不知名的地方。
“他不是我的亲爸。我的亲爸早死了，唐山地震，听说过吧？”
杨阳吃了一惊：“那，你，你妈呢？”
小灯顿了一顿，才说：“都死了，我们全家。我是孤儿，七岁就是。废墟，你见过那样的废墟吗？所有的标记都没有了，人在上面爬，就跟蚂蚁一样。我摔倒在一个人身上，脚动不了，以为是绳子绊住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肠子。是从那人的肚子里流出来的。扒拉下来，接着爬，爬到哪里算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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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只觉得有一根粗糙的木棍，正慢慢地杵进他的心窝。钝痛随着呼吸泛上来，拥堵在他的喉咙口。他呵呵地咳嗽了几声，可是那疼痛他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嗓子就喑哑了。
他走过去，将小灯搂在怀里，紧紧地，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零乱的头发。
“小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只从来没有飞过森林的雏鸟。”杨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杨阳，不是天下所有的鸟，都得通过飞行才认识森林的。”
许多年之后，杨阳才真正明白了小灯这句话的含义。
1992年10月1日上海
杨阳和小灯骑着自行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缝插针地行走。毛巾衫，牛仔裤，运动鞋，背上驮着一个旅行包。在色彩和声响都很纷乱的街景里，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趁着假日出去散心的小年轻，没有人会猜到他们是在那天结婚。
杨阳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教书匠，而小灯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当了一名外文编译。小灯离开学校后几乎一天也没有浪费就开始准备结婚。其实准备这两个字在这里绝对是一种夸张的用法，因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把两副被褥抱到了一张床上而已。杨阳刚在复旦分到了小小一间房，小灯的东西已经陆陆续续地搬过来了。
杨阳只是在五十年代的书籍和电影里看到过这种简单到接近于过家家游戏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其实并不是杨阳的原意。杨阳原来的计划包括旅行去双方的家乡，回程后再小规模地宴请几个亲近的同学朋友。杨阳已经工作了两年，有小小一点的积蓄，完全可以支付这样的一次行程。杨阳甚至把这一笔钱都已经交给小灯保管，可是这些钱在小灯的手里转过一圈以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杨阳无意中在小灯的皮夹子里发现了一张寄往石家庄的汇款单，才终于明白了这笔钱的下落。
那天杨阳脸色很难看。杨阳说小灯你完全可以慢慢还他的，为什么非得要克扣你自己的婚礼呢？小灯说我一天也不想等，就想还了他，就什么也不欠他了。杨阳说钱还了，情呢？到底是养你这么大的爸。小灯说我只认养我的妈。杨阳说你在强词夺理，没有养你的爸，你妈一个人想养你也养不成。小灯的脸色渐渐地也难看了起来。小灯冷冷一笑，说杨阳你要心疼钱我可以以后慢慢还你，你想改变主意不结婚也行。话说到这一步，杨阳就不吭声了。小灯见杨阳软了，便也软了下来，期期艾艾地说，等元旦我跟你去看，看你爹妈。两人就算过了这一道坎了。
两人骑了半程的车，杨阳突然心血来潮，将脚往地上一点，说灯啊我们去王开照张相吧，也算是个念想儿。小灯看了看自己，说就这副样子吗？杨阳说就这副样子。今天咱俩照了，都还是一张白纸。过了今天，咱们就是历经沧海了。小灯呸了一声，说别臭美了，海什么海，你也就一个小泥潭。两人果真就改道一路风尘仆仆地骑去了王开照相馆。
进了照相馆，摄影师问是毕业照？工作照？杨阳看看小灯，说是八戒娶媳妇的照。摄影师哦了一声，将那半截惊讶圆滑地吞进了肚子。两人被摄影师铁丝般地绕过来弯过去，终于给摆弄出一副接近恩爱和谐的样子。镁光灯一闪，一个微笑瞬间定格为永恒。很多年后，杨阳和小灯在不同的场合里看到这张笑得龇牙咧嘴的照片，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简单快乐的日子。
照完相，两人一身臭汗地骑回了宿舍。国庆大假，大楼里空空荡荡的，脚步声在过道里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响。推门进屋，秋阳明晃晃地照出了空空的四壁和墙上印记斑驳的蚊血。
小灯蹲下身来窸窸窣窣地翻弄着自己的那只旧箱子，终于在箱底找出了一条红色的纱巾。小灯用胶纸把纱巾贴在玻璃窗上。“八戒娶亲的记号，别的猪不得擅自入内。”小灯说。
杨阳只觉得一身燥热，便过去脱小灯的衣服。衣服之下的那个胴体他其实已经很熟稔了，他只是还没有走过那关键的一步——小灯不让。小灯的身体如同一座结构复杂景致繁多的园林，他已经走过了里边所有的亭台楼榭，流水林木，只有那最后的一扇门，小灯死死守住不放他进去。长久的持守使得他对门里的景致有了更热切的好奇，他迫不及待地分开小灯的双腿，将身子硬硬地贴了过去。慌乱中他听见小灯在他的耳畔低低地叹了一口气。“杨阳，其实我早就不是一张白纸了。”
杨阳愣了一愣。可是欲望已如蓄积了千年的洪峰，思维纤薄的闸门已经根本无法阻挡。小灯的话使他突然放松了，他有了肆无忌惮的力度。
这时他听见小灯沉沉地叫了一声，仿佛是被人用一把铁锹从背后猝然劈倒时发出的那种声响。杨阳吓了一大跳，站起来，一眼就看见了血迹。那血迹像被斩断了身体的蚯蚓一般蠕动蜿蜒着，在白色的床单上扭出一条一条的印迹。
杨阳慌慌地爬下床来，抓了自己的衣服就来擦小灯的身子。血很多，擦了许久才渐渐地干了。杨阳扔了脏衣服，一把将小灯搂住。“疼吗？你，啊？啊？”他语无伦次地问。“灯你，你还是，一，一张白……”杨阳没把一句话说完，眼中已落下泪来。
小灯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来。窗外的阳光漏过纱帘，陡然厚重起来，满屋都是猩红的飞尘。
那天小灯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是：杨阳你的眼睛太干净了，你看不见纸上的污迹。
那天小灯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叫王德清的男人。
1982年冬石家庄
在这个冬天之前，中学英语教师董桂兰的生活，套一句当时用得很滥的成语，就是“蒸蒸日上”。这年她被评上了特级优秀教师——她带的班级连续两年达到全市最高高考升学率。她的丈夫王德清，也刚刚提升为厂里的财务处处长。他们的养女王小灯，在全市的初中英语会考中得了第一名。而且，他们全家刚刚从破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迁入了两室一厅的新居。
王德清一家是在四年前随单位迁移到石家庄的。四年的日子不算长，却刚够磨掉他们脸上毛糙怯生的外乡人表情，让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脚下的根基。
这年董桂兰四十八岁，正在本命年上。年初的时候王德清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妻子买一条避邪的红腰带。当时董桂兰正被接踵而至的喜讯折腾得云里雾里的，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身后的阴影。所以那天董桂兰带着一点轻蔑的神情对丈夫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可是这年的冬天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变化最早是从一场咳嗽开始的。这里的“一场”是单数，也是复数，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场”连绵不断地接缀而成的一个“大场”。这一大场咳嗽是从夏天开始的，从夏末延伸至秋初，又从秋初延伸至秋末，再从秋末延伸至冬初。入冬的时候，董桂兰终于顶不住了，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董桂兰去医院的那天早晨和任何其他一个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和小灯几乎是同时在收音机的早间新闻声中醒过来的。自从小灯来到王家之后，董桂兰就一直和小灯合睡一张床，而王德清则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厨房里王德清已经把早餐大致准备就绪了。王德清的工作单位在郊区，班车单程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伶仃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董桂兰去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