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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何喧嚣都无权来干扰的。顺便提一下，五年计划确实已在四年三个月里就完成了。
是啊，产生创作冲动，想在艺术中创作出史诗的形式，有什么不好呢？
“比如，就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吧，”大作家做了个潇洒的手势，又发话了，“在今天，它已经空洞无物，靠这些是没有出路的：火车头的轮子解决不了热烈的爱情与舆论谴责之间的矛盾。”
而社会舆论的捍卫者呢，他这会儿似乎失去了从前写文章时那种自信和坚定性。其实，他原先也没有大作家那种富于说服力的、挥洒自如的派头。他此时只好捍卫些毫无疑问的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这才是新文学的顶峰，新时代的标志。
看得出，大作家根本没把这位评论家当作朋友。只不过是，邻居嘛，总不能当面叫人难堪吧。
大作家没有去争论《钢铁》的是与非，却把话题一转，说：并不是任何新鲜现象都能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就以“拉普”为例吧，当年它是何等新鲜、新颖的事物啊，可它并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进军号，那堵教条主义的大墙把它与群众隔开了。
嘿！这下子触到了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大作家好像正是瞄准这个地方的！评论家像个靠近火的蘑菇——一下子蜷缩起来了。哼，这事要发生在哪怕是一年之前，他也准会大发雷霆的。可是，今日此刻他只能爬着缩回去，一边用他哼哼唧唧的声音说：
“不过，‘拉普’也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做过许多宝贵的贡献。它给了无产阶级文化一个不屈不挠的核心。”
“根本没有！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猛地把话甩了过去，差一点没有为眼前发生的这种换位变化而哈哈大笑起来。“噢，怪不得嘛，当年就曾有人怀疑，说‘拉普’的领导层里混进了破坏分子。”
是啊，是啊。原来是这样……
“他们，那些破坏分子，曾企图找到一条诡秘的途径来败坏我们的文学。例如，他们污蔑我，说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甚至说我毫无才华可言。而评论……”
他顿了一下，朝评论家双目圆睁，似乎，是指明打击方向吗？噢，不，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立即转变了方向，甚至以鼓励的语气说：
“……而评论家嘛，应该成为作家的朋友才对。重要的是，每当你一拿起评论之笔，你就该想到自己有（作家）这样一位好朋友。他不该是艺术的‘国民公会’眼中的罗伯斯比尔【13】，也不能用编制黑名单【14】时的眼光，仅仅为了作出一个阶级定义，便深入到作家大脑的不可思议的脑回中去拼命探寻，不管作家是用鹅羽笔在写，还是用扫帚在写，都无所谓。”
既然提到罗伯斯比尔，这已经不再是旁敲侧击了。是啊，这大时代真是变了，变得极其令人不快。这位大作家原先本来是个可疑的同路人【15】啊，不知怎么搞的，他如今倒像是进入了一条更为正确的轨道。现在他似乎还表现出某种莫名其妙的独立精神。
评论家那没有睫毛的眼皮眨了几下，更提不起精神来了。可是，难道他不是朋友吗？再说，他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想要打听一下大作家近来的工作，问问有什么创作计划的呀。不过，大作家是生性宽厚爽朗的，他早已不计前嫌了。他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眼下正在修改关于国内战争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并且说：
“那里面关于党的组织作用还写得不够。还应该塑造并增加英勇和纪律严明的布尔什维克人物。可叫这颗心怎么办呢？是啊，我也是爱俄罗斯的。正因为如此，当年我才没有立即弄明白，没能够立即接受‘十月革命’，这是我的一个惨痛的错误。所以才有在国外的那几年苦闷的岁月。”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显得很轻松，那微微颤动的男高音里透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纯朴敦厚的真诚。由此也更加突出地让人感受到他如今稳坐在苏联文学中心位置上的力量。（本来嘛，高尔基不是也有过惨痛的错误吗，不是也移居国外了吗）
“谁还敢说我国的作家不自由？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像科里佐夫【16】诗中的割草人那样，放开手自由地挥洒。”
这话可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是啊，他倒也蛮可爱的。
他那令人景仰的脑袋顶上的光秃处闪闪发亮，亮得真挚、庄重。
只是有一点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看走了眼：那就是他认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上层的知识比自己更加渊博。
“不过，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虚拟臆造的东西有时候会比真实更高。书中的人物也可以说出他们实际上并未讲过的话，而且这会比赤裸裸的真实更为新颖别致，这还会成为艺术中的大喜事！所以，我写作的时候便在想象中观察读者，我能清晰地看到读者最需要的是什么。”
大作家侃侃而谈，而且几乎是只对教授一人亲切地说着：
“作品的语言，这就是——一切！假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思维也像斯大林同志那么清晰，他就不会把一些长句子搞混了。怎样才能更接近人民大众的语言呢？甚至屠格涅夫笔下，也是改头换面的法文。而那些象征主义作家简直是要模仿法文的句子结构。至于我个人，坦率地说，在一千九百十七年的时候（那时我还过着流浪生活，头上梳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似的发型，可内心则是怯生生的）我正经历着文学上的危机。我当时已经认识到，自己其实对俄罗斯语言还不能运用自如。我写下一个句子的时候，还感觉不出究竟该选择哪一种表达方式更为贴切。您知道是什么把我领到正道上来的吗？是研究十七世纪和那以前的诉讼文件。审问和刑讯被告的时候，书记员必须准确而扼要地把被告的话记录下来。在行刑者用鞭子抽打，在拷刑架上拉扯，或者用烧着的扫帚烧烤受刑者的时候，从受刑人胸膛中迸出来的话，那才是去掉一切枝枝叶叶的、出自实心的话。那才是真正冒着热气的新鲜的东西！这才是我们俄罗斯人千百年来一直在说的语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去使用它。”说着他用玻璃小盘上的茶匙舀起一匙黏稠的杏子酱来，“看，就是这样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样出人意料的颜色和光泽，它也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语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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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水晶般的小盘里的每一小块杏肉都像一个浓缩的小太阳。樱桃酱也反射出一种独特的、神秘的、与波尔多酒【17】不同的、不可捉摸的颜色，可是，不一样，它无法与杏子酱相比。
“这不，您看，从现代读者群的底层偶尔也会浮现出个别的、用原生态语言写的来信。不久前，哈尔科夫工厂的一个建筑工人就给我寄来这么一封。他的信写得很随便，可同时，他那些词的搭配和运用实在叫人折服！作家也会羡慕他的！‘没把自个儿的想法漏给他们’……找到了‘逃避的茬儿’……或者是‘我们生活里没剩下一点点让人来劲的东西’……啊？怎么样？只有那些尚未被文绉绉的语言塞住的耳朵，才能听出个中的妙趣。再看看他的词汇之丰富，简直让人馋得慌：‘找了块总算能落个脚儿的地方’，‘铆足劲儿干’，‘没一个靠头儿’，‘整个身子木了’……这些光凭想是想不出来的，正如涅克拉索夫说的那样：你就是把笔吞进肚里，也写不出来的。有人给我们送来这类语言的灵巧用法，我们应该赶紧抓住，抓住它……”
“那您，回复这类信件吗？”教授问。
“有什么可回复的，问题不在复信与否。我说的是语言上的新发现。”
（1994年）
钱诚译
注释：
【1】本文第一部分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孩子给一位大作家的信，其中有些笔误。
【2】指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农业全面集体化过程中剥夺富农全部财产，消灭富农阶级时的情况。
【3】“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缩写拼音。是权力极大的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最初叫契卡，后又几次更名，最后叫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
【4】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投机倒把，发新政策财的暴发户。
【5】当年一般人互相都如此称呼，尤其是劳动营的人无权称呼首长“同志”。
【6】俄罗斯人说对方的名字和父称（不说姓氏），是表示尊重。用中文既长又拗口，以下本文中凡此人皆用“教授”。
【7】希腊神话中的神歌手，他的歌能使山石林木移动，使野兽驯服。
【8】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时期，俄国南部顿河上游一带的哥萨克曾激烈地反对过布尔什维克。
【9】瓦·阿·谢罗夫（1865—1911），俄国画家，《少女与桃子》是他的代表作品。
【10】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1】西欧神话中的丑陋侏儒，他守护地下宝物。
【12】20年代初期成立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拼音，它曾是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1932年4月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被解散。
【13】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被热月政变分子处死。“国民公会”指热月党人的“热月国民公会”。
【14】古罗马时曾有所谓“公敌宣告”，即当众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黑名单）。列入名单者均被处死并褫夺财产。
【15】“同路人”作家是早期苏联文学界对一部分作家的称呼，没有固定范围。“拉普”不承认“同路人”，主张“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认为同路人作家的作品是歪曲、诽谤革命。
【16】科里佐夫·阿·瓦（1809—1842），俄国诗人，他的诗描绘农村生活和在大自然中劳动的喜悦。有《农夫之歌》《割草人》等。
【17】波尔多酒是带水果香的深红色的烈性红葡萄酒。由原产地法国的波尔多得名，俄国也生产。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1942年入伍，1945年因反对斯大林被判处八年监禁，三年流放。1962年发表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强烈反响。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苏联解体后，返回俄罗斯。现居莫斯科。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癌病房》（1968）、《第一圈》（1968）及《古拉格群岛》（197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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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索尔仁尼琴
蓝英年
作者简介
蓝英年，江苏吴江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历任北京俄语学院助教，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外语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译协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译著。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随笔集《青山遮不住》《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蓝英年随笔》，译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录《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等。长篇小说《亚玛街》获《花城》首届翻译一等奖。
1989年9月至1993年9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度过的。尽管工作地点在远东，但每年都到莫斯科去两三次。每次到莫斯科必定逛书店。这并非完全出于国内养成的逛书店的癖好，还由于莫斯科的书比远东便宜得多。我不敢妄言逛遍莫斯科所有书店，就连本市老书迷也未必敢说这样的话。但主要大街上的书店、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书店以及地铁站附近的书店，我每次都要浏览一番。莫斯科书店以历史、哲学、经济、科技、俄国和外国古典、当代小说为主，“无聊庸俗的书”当然也有，但与前者相比仍占少数。1993年8月我曾买到1991年至1993年出版的契诃夫、果戈理、库普林和左琴科等人的作品。至于庸俗无聊的书刊，特别是淫秽书刊，主要充斥在地铁出入口附近和地铁站内通道的书摊上。那些书摊可以称为文化垃圾箱。至于远东大城市海参崴和伯力的书店，我都逛遍了。但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远东，我从未见过封面灰暗陈旧、卖不出去的索尔仁尼琴的书。就是在苏联定为“索尔仁尼琴年”的1991年，各地出版社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那一年，我也没在书架上见到过滞销的索尔仁尼琴的书。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苏联文学刊物1988年便开始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9年4月《新世界》开始连载《古拉格群岛》，1990年又刊登了《第一圈》和《癌病房》，同年《星》《涅瓦》和《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