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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尸体。那天他们正用按秒计算的速度来考虑活人的事。那天和那天以后很长的日子里，他们都没有时间来顾及死人。
后来天下起了雨。雨挟裹着太多的飞尘和故事，雨就有了颜色和重量。雨点打在小女孩的脸上，绽开一朵又一朵绚烂的泥花。后来泥花就渐渐地清淡了起来，一滴在女孩的眼皮上驻留了很久的水珠，突然颤了一颤，滚落了下来——女孩睁开了眼睛。
女孩坐起来，茫然地看着完全失去了参照物的四野。后来女孩的目光落在了身上的那只书包上，散落成粉粒的记忆渐渐聚集成团，女孩想起了一些似乎很是久远的事情。女孩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撕扯着身上的书包带。书包带很结实，女孩撕不开，女孩就弯下腰来咬。女孩的牙齿尖利如小兽，经纬交织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齿之间发出凄凉的呻吟。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书包在空中飞了几个不太漂亮的弧旋，最后挂在了那棵半倒的槐树上。
女孩只剩了一只鞋子。女孩用只有一只鞋子的脚，寻找着一条并不是路的路。女孩蹒蹒跚跚地走了一阵子，又停了下来，回头看她走过的那条路。只见她扔的那个书包如同一只被猎人射中了的老鹞，在树杈上耷拉着半拉肮脏的翅膀。
2005年12月24日多伦多
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灯吓了一跳。
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小灯捂着胸口，朝楼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乐谱——是救世军的圣诞唱诗班。
为首的那个女子将提琴轻轻一抖，一阵音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被虏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五彩斑斓。她知道此刻风中正刮扬着一团一团的笑语欢声，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铃铛在叮啷作响。她知道这是一年里一个不眠的夜晚，可是这些色彩这些声响似乎与她完全无关。今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张扬。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起来。
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X光，脑电图，CT扫描，核磁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疗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专家听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许久，才问：你是小说家吗？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的写作生涯。别人的思维程序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却有了冲动。她失去了延续的韧性，却有了突兀的爆发。当别人还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性中昏昏欲睡时，她却只能在一场场头疼之间的空隙里，清醒而慌乱地捡拾着思维的碎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止，不疼是疼的初始。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从那铁环里挤出来的一丁点情绪，如同一管水压极大而出口极小的龙头，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锐和力度。除了成为作家，她不知道该拿这样的冲力来做何用。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给救世军筹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圣诞和往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他们没有苏西。
苏西是小灯和杨阳的女儿。苏西昨天出走了。
其实这不是苏西第一次出走。苏西从九岁开始，就有了出走的纪录。不过基本上都是那种走到半路又拐回来，或者走到公园里，在树阴底下发一会儿呆就回家的小把戏。导致苏西出走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一缕染成紫色的头发，有时是因为一件露出肚脐眼的上装，有时是因为一张不太出色的成绩报告单。苏西脾气不怎么好，苏西可以为小灯任何一句内容或语气不太合宜的话而生气。可是苏西的脾气如热天的雷阵雨，来得极是迅猛，去得也极是迅猛。在小灯的记忆中，苏西不是个记仇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的出走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苏西没有回家过夜。小灯给苏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打过电话，没有人知道苏西的行踪。当然，小灯也给警察局打过电话。节假日里这样的出走案子很多，警察局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四十八小时没消息再来报警，就将电话挂了。
我真傻，怎么会是苏西呢？苏西有钥匙，苏西绝对不会揿门铃的。
杨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了楼，坐到了小灯身边。
其实昨天早上见到苏西的时候，小灯就知道苏西这回是来真格的了。当时小灯正趴在苏西的电脑上，一页一页地查看着苏西的网络聊天记录——苏西和同学约好出去逛商店了。小灯看着看着就入了神，竟忘掉了时间。后来觉出背上有些烫，回头一看，原来是苏西。苏西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就把小灯的脊背看出了两个洞。小灯的表情在经历了多种变换之后，最后定格在嘲讽和质问中间。
谁是罗伯特？你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母亲说过这么多话。小灯冷冷地说。
苏西的脸色刷地变了，血液如潮水骤然退下，只剩下嶙嶙峋峋的苍白。苏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噔，噔，噔，噔，她的脚板擦过的每一寸地板都在哧哧地冒着烟。
你，去，把她追回来。
小灯的大脑在对小灯的身体说。可是小灯的大脑指挥不了小灯的舌头，也指挥不了小灯的腿。小灯如一条抽了筋剔了骨的鱼，耳听着苏西的脚步咚咚地响过楼梯，响过门厅，最后消失在门外，却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小灯，也许，你用不着管得那么紧。”杨阳迟迟疑疑地说。
“你是说，我也管你太紧，是吗？”小灯陡地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杨阳。杨阳不敢接那样的目光，垂下了头。
“你让她在你眼皮底下犯点小错，也总比你看不见她好。”
“她还没到十三岁，别忘了咱们自己十三岁的时候……”
小灯被戳着了痛处，弹簧一样地跳了起来，眼睛似乎要爆出眼眶。小灯逼得近近的，唾沫星子凉凉地飞到杨阳的鼻尖上。
“对你不了解的事情，请你最好闭嘴。我比十三岁小很多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人了。你别拿女儿做由头，我知道你是要我不管你，你就好和你那个说不清是哪门子的学生，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是不是？”
“请你，不要扯上别人。你自己是影子，所以你只能在别人身上找影子。”
杨阳转身慢慢地朝楼下走去。杨阳走路的样子很古怪，两个裤脚在地上低低地拖着，仿佛被截去了双脚。
“别人都是影子，只有她是阳光。可惜……”
小灯的话还没说完，杨阳却已经走远了。杨阳走到大门口，又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王小灯你要是有本事就把天底下的人都拴到你的腰上管着。
门咣的一声带上了，窗玻璃在嘤嗡地颤动。小灯很想抓住一样东西狠狠地摔到墙上，摸来摸去，身边竟没有一样可抓的，只好把指头紧紧地捏在手心，听凭指甲钉子似的扎进肉里，身子却咯咯地发起抖来。
靠不住啊，这世上没有一样狗东西是靠得住的。小灯恨恨地想。
她知道，这个圣诞节她只能是一个人过了。
。
。42：31
1976年8月1日大连海港医院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最近几天都吃住在医院。唐山天津转移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外科病房的每一个床位都已经占满。走廊上又加出了许多临时床位。从主任医生到新上任的小护士，所有的人都难免会露出些手忙脚乱的局促。虽然备战备荒是一句熟到睡梦里都可以脱口而出的口号，落到实处才知道应急的本事原本不是一天里练就的。
“醒了，醒了！”
一个刚刚独立当班的年轻护士飞快地从病房里跑出来，冲进了值班室。
三个值班的护士一起抬起头来，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声音里都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不用问，她们都知道她嘴里那个醒了的，是11号床的万小达。
“醒了”“死了”是这几天她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寻常得就像是说“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会为此一惊一乍。寻常岁月里耗其一生才能参透的生死奥秘，一次天灾轻轻一捅就露出了真相，再无新奇可言。从敏感脆弱到麻木不仁，中间其实只经过了一场地震。在这之前，她们从来不知道，她们的心居然能磨出如此粗糙坚实的老茧。但总还有那么一两处的肉，是长在死角里，老茧爬来爬去永远也够不到的。那些肉在心最深最底处，不小心碰着了，依旧连筋连骨地疼。
万小达就是在不经意间碰着了她们心尖上的那块肉的。
万小达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右半边身子都打着绷带，也看不出伤势轻重。辗转的旅途中他一直昏睡着。当护士把他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他的长相。他的皮肤白若凝脂，看不见一个毛孔。睫毛如两把细齿的梳子，密密地覆盖在眼皮之上。嘴角上有两个浅浅的旋涡，似乎永远在微笑。头发有些微微的卷曲，在汗湿的额角上堆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在她们极为有限的审美词汇里，还没有出现米开朗琪罗和大卫之类的字眼，她们只是惊讶一个小县城里竟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俊秀的孩子——当时她们都把他误认为女孩。后来她们看见他睁开了眼睛。当她们看见他的眼睛时，她们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惊讶在那时才真正开始。
后来她们拆开了他的绷带，才发现他的右手从肩膀之下都已经被砸成了肉泥，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在完全没有使用镇痛药物的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哭。哭的反而是护士——在外科医生还没到来之前，她们就已经知道截肢是唯一的方案了。美丽她们见识过，残缺她们也见识过，只是把这样的残缺安置在这样的美丽之上，却是一种她们无法容忍的残酷。
推入手术室时，小达突然醒了过来，是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茫然。护士抚摸着他汗湿的头发，说乖啊，你再睡一会儿，醒来就好受了。小达像离了水的鱼似的翕动了一下嘴巴，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护士贴得很近，却听不真切，似乎在叫妈，又似乎在叫姐。护士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问旁边的人这一家活了几口，却没有人知晓。这是护士们这几天接收新伤员时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只是问到小达时，不知怎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换了一种问法。她们问的是活了几口，而不是死了几口。
小达截肢手术之后两天里一直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使用了多种抗菌素，并在病床周围放置了许多冰块物理降温，却都没有效果。早上主治医生来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