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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和感受到的那样震撼。
生命应该得以尊重而延续。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郑保山告诉我们，说到全世界的公害事件，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中毒？最严重的不过死几百人，有几千人中毒。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我国存在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患者就有三千三百多万人（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三千三百多万人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比较偏僻而贫困的山区。
氟中毒是一种慢性的地方病，虽然长年有人死亡，但并不如突发性的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氟中毒的存在并不会影响谁的政绩，也不会传染谁，更不会干扰谁的生活，因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现西南地区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以来，氟中毒的流行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二三十年里也不知道有多少贫苦的生命因此而终结。世界上万事万物，因其生于不同，长于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万事万物也许有其平衡的链条，世界才得以存在。生命是否应该不因地域、贫富、聪明与愚昧得以尊重而延续呢？
苦难的生命更需要关怀。
生命的苦难因为氟中毒而起，在苦难得不到外力解救时他们该有怎样的生活？周致书家两个青壮年的儿子因患氟骨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七十来岁的父母整天伺候两个三四十岁的儿子，全家七八亩地主要靠母亲来种。就是这个在苦境中挣扎的母亲使我们感受到了苦难以外的力量。
在我们采访时，母亲去帮邻居家挖土豆了。她回来赶上下细雨，满身是泥，衣服也湿透了。她告诉我们邻居是一个有病的孤老，不能下地干活，要去帮帮她，不然土豆会烂在地里，平时我们都互相帮忙的。当时我感到了这个已经因疾病陷入崩溃的家庭，能支撑下来的原因，就是在苦难深重的生命里尚存的良知。虽然我们所做的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一切使我们感受到苦难的生命更需要相互的关怀和尊重。
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脆弱的生命。
人们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也许没有时空的距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地区传播基督福音，眼看当地人的生命受到氟中毒的侵蚀，传教士就开始研究起氟中毒的原因，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他们把“中国贵州氟中毒”的文章登在了当时世界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上，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需要帮助的脆弱的生命。
我国一位预防科学研究专家告诉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陪外国专家到我国氟病区考察，当地官员大摆宴席款待老外，外国专家纳闷，当地穷得没钱治病却有钱讲排场吃喝，当即，外国专家愤而离去。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记得一个外国人对我国氟病区人们的那种深情，同时也没有忘记当地官员对民众疾苦的冷漠。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关注或研究过我国西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由燃煤引起的、病因非常清楚的地方病，正在以扩大的趋势危害着我国三千多万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第一次被黄孟营村的癌症所震慑是在网上看到食道癌患者张桂枝的照片。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的活着，就在淮河流域的农村里，竟然可以有人这样地生活着。
河流与村庄的忧思
白云升
7月1日，张洁、余仁山、张龙和我第一次走进了黄孟营村，这个北方的村庄与我曾经在江浙、广东见过的水乡田园竟然有几分神似，绿树婆娑，水中倒映，似乎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也有几分相象。
但是在我们走访了肖俊海、王自财、刘玉芝等几户癌症患者之后，什么叫“瘦骨嶙峋”，什么叫“生命脆弱”，在这里，与此有关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无论是前期第一次直面黄孟营村的灾难，还是前期拍摄第二次再面对的时候，“触目惊心”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仁谁都无法不动容的直接反应。但是在黄孟营村的葬礼上，在癌症患者的家里，在村民的脸上，我们看不到相应的伤痛，更多的是麻木甚至冷漠，即使是村支书王林生，从第一次见到他，再到第二次拍摄采访，听着他一家一户地介绍疾病、癌症和死亡，语气中也极少流露出悲哀和伤痛，直到记者长江面对面地问到他因癌症病逝的家人，问到他作为一村之长的责任，悲痛、委屈和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公害事件（2）
尽管王林生说已经习惯了污水，习惯了癌症，习惯了死亡，尽管村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灾难，但是谁能不为亲人的亡故而伤痛？怎能不对无端的灾难而悲哀？在无奈和失望中，他们只能把哀恸压缩于内心深处。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最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十八世纪起始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的开始，“征服自然为人类谋利”是现代化浪潮的根本动力，从启动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的车轮如浩荡洪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直到中国也不得不加入这浩荡的历史洪流之中，但是人口众多、后起猛追的中国却凸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调查采访中，无论是老霍，还是沈丘县环保局长刘加强都把污染根源归因于某些人的利益驱动和执法不严。
在节目播出当天的子夜，北京的一位观众在短信中这样说到：“水可以给我们生命，也可以毁我们生命，可现在是我们毁自己，我们现在救自己吧！”
是啊，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毁灭者往往是自己，生发者亦是人类自己。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老霍让我在“淮河卫士”的留言本上写一句话，我沉默了很久，茫然了很久，蓦地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1）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
杨 春
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村民们过着虽然贫穷却很宁静的生活。可是就在2003年7月下旬的短短几天里，这里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是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吗？
《新闻调查》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艰难的调查，终于揭开了这个真实而残烈故事背后的迷底，全面揭示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真实展现了加重农民负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敢肯定，三代以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出身。可是，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们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又真正了解多少呢？或者说，我们又有谁真正想去了解作为一个农民的所思所想？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2003年7月下旬，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其中一人被抢救过来，两人死亡。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了绝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
当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来到涌泉村的时候；首先理解了我们常说的山村是个什么概念：全村散布在山脚、山腰和山顶上，从这一家到另一家常常要爬几十分钟的山路。山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但是，像很多这样的地方一样：涌泉村美丽，村民却贫穷，大家日复一日在山路上奔忙，直到乡工作组的到来打破了山村宁静的生活。
在农村采访，经常有农民问：国家政策，为什么到下面就变了味？桐木乡就是如此。乡领导在县里并不知情，在涌泉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自行制定了一套与国家退耕还林大政方针相违背的土政策，以涌泉为试点，开始了清理退耕还林款项的工作。老实的村民并不理解，把这一行动统称为罚款。甚至干脆就说：他们（工作组）就是来收钱的。
连续自杀的三位村民中，李立文是第一位自杀也是惟一一位被抢救过来的村民，而他自杀的原因也最好理解：因为贫穷而交不起罚款。走进李家，你才会深刻理解什么叫家徒四壁。更令人感到痛惜的是，就连他自杀用的农药都是赊来的。
与第二位自杀的村民李祥相比，李立文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他活了过来，生活尽管艰辛，生命或许不值得留恋，毕竟还可以延续。外出打工的儿子回家时，还能看到倚门而待的老父亲。
乡工作组进村后，就住在李祥的叔父家中，与李祥家门对门。工作组进村后，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李祥，上无法对工作组交差，下又不愿伤害朝夕相处的乡亲，辗转反侧、走投无路之间，忠厚的李祥选择了去死。让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是，事发当天夜晚，任凭李祥家的老弱幼小奔走呼号，五个正值青壮年的工作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伸出援手。当远在对面山梁的乡亲赶来，摸着漆黑的山路把李祥送下山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而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没有听见。后来虽然听见，可是没有手电。
如果李立文的自杀还可以用工作组的偶然失误来解释，那李祥的死却凸显了整个工作组的潜意识：没有把村民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
第三位自杀的村民陈音富的死因就更令人觉得蹊跷。李祥死时见死不救的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在李祥死后却写了一张纸条，说李祥之死与陈音富有很大关系，要求派出所调查。于是，就在李祥的葬礼上，陈音富被警察叫走，接着就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讯问。我们无法想像身心俱疲的陈音富当时的状态，也许死亡是他洗刷被蒙不白之冤的最好方式。
也许是巧合，陈音富和李祥都是上门女婿，他们的身后，留下一家孤寡。
面对一连串的自杀，乡工作组也有自己的苦衷，有人还会说，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城市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又会怎样？你可能会飞快地回答，这不可能。但，惟其如此，才更让人觉得悲哀。
2004年8月初，我们“西部阳光行动”摄制组一行三人准备离开已经驻守二十天的甘肃何家山，告别三个男人在多日不洗澡的情况下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日子，也告别我们拍摄已久的“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队伍，告别这片静谧的、魅力十足的乡土，准备出山。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2）
就是那盘包子
范 俭
康斌走进我们的屋子，在我们洗脸的空挡，怯生生地对我们说：“范叔叔、安叔叔、张叔叔，去我们家吃包子吧，我妈做了包子。”康斌是我们在何家山最熟悉的孩子，因为我们经常在他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吃饭，他的父母对我们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把他妈妈称为“老板娘”，把她给我们每天必备的凉皮和土豆烧猪肉称为招牌饭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个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安子教会了他踢足球，张彬教会了他在电子琴上弹奏《音乐之声》中的歌谣。他平常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看我们拍片子，或者总在不该入画的时候入画给我们添乱，他甚至做过我们的录音师，只是录音的姿势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样子。
康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