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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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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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