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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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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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