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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搞联合舰队，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这一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之争。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表明苏联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尊严，所以坚持不让步。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包括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即导弹、建立军事航空工业及舰艇建造工业。这些条款给中国很大希望， 没想到反而成为中苏不和的祸根。赫鲁晓夫不改其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把这些合作项目当作插足中国的机会。1958年4月，苏方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联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后归苏联控制。中国答复：电台可以建，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苏方再夏：全部费用由苏联负担，所有权归苏联。因为此事涉及主权问题，毛泽东决不听从。不久，苏方又提出要搞中苏联合舰队，建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所有权各半，毛泽东当即拒绝，并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联合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毛泽东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转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急忙跑到中国与毛泽东面谈。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要搞，你们给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搞联合舰队，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条件，我们不干，赫提出对等条件，可以让中国的潜艇以摩尔曼斯克作基地。毛泽东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①赫还要争辩，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对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在毛泽东面前碰了硬钉子。翻脸无情，次年 6月，苏方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再过一年，赫鲁晓夫使出他最毒的一手：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至此，中苏分裂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赫鲁晓夫的作法大大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它不仅彻底打破了中国人依赖外国建设的幻想，而且更坚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决心。尔后，依靠自力更生精神，中国的“两弹”如期上天。1964年10月16日，即赫鲁晓夫下台后的第二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兴奋之余作诗抒怀：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他还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意思是说，赫鲁晓夫的无情无义不仅没有卡住中国人的脖子，而且做了一件大好事，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结出了“两弹”成功的硕果。 毛泽东希望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国防新技术的援助，必须是完全无条件的。这在苏联是不能做到的。他们为什么要无条件地为自己树立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呢？毛泽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得不同苏联闹翻，使中国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①《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71页。
4？4 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毛泽东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从外交战略上说，主要是为了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对付他的主要国际敌人美帝国主义。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毛泽东出席莫斯科13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1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住处作客。哥主张“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不赞成“以苏联为首”，怕受苏联控制。这一点与毛泽东有相通之处。但毛泽东还是做了他的工作。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
①毛泽东的话中有两层意思，以苏联为首，既是斗争的必要，又是迫不得已。会上，毛泽东又从两个方面说明“以苏联为首”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来说，互相调节、互相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毛泽东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必要性，同时又巧妙地把“为首”解释成为“会议召集人”。就是说，为首者不要以“老子党”自居，到处干涉他党他国内部事务，借“为首”来控制别人，包括中国。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深受“苏联为首”之苦，他不希望此类事再发生，1956年，针对苏联出兵波匈的事，毛泽东就对苏联提建议：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这些建议，实际是批评，而且触到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痛处。苏联领导人当然接受不了。1957 年初周恩来对苏共提出了同样的批评，赫鲁晓夫说，这是给他们“上大课”，耿耿于怀。毛泽东不吃这一套，他说：“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②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改不了，毛泽东又不吃这一套。毛泽东宁可孤立，也不受苏联这个”头儿”的摆布。他要求的头儿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①《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17页。
②毛泽成：《在省市自治区常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4？5 赫鲁晓夫说：“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而毛则是想让蒋介石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1955年法国总理孚尔访问中国，毛泽东引用《鹬蚌相争》的寓言向他说明当时的外交事态。鹬蚌相争，渔夫得利，“他是俄国渔夫还是美国渔夫？”孚尔试探着问。毛泽东答：“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中国基地。”
①的确，整个50年代毛泽东都以美国为主要外交对手，而中美争端的症结在于美国侵占台湾海峡，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海峡问题成为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就在毛泽东与孚尔交谈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中心就是海峡问题。会谈中中国提出要美国从台湾地区撤走全部美军，以此作为中美建交发展双边经贸文化关系的前提条件。美国则坚持要中国保证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其目的是想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会谈因此陷入僵局，最后中断。1958年7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为了配合谈判，打破美国想把台湾问题变成国际问题的企图，毛泽东决定在福建沿海展开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即炮轰金门、马祖两岛，美国以为这是中国解放台湾的前奏，不想放弃不管，但又不便直接干涉，于是杜勒斯采取一种边缘政策，他派一艘航空母舰护送美蒋运输补给品船只。毛泽东明明知道美国在挑衅，但又不能打。他只是“护送补给品”，你一打，就给了他侵略的口实。于是毛泽东下令停止炮击七天，告诉岛上居民：你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运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列，后又改为逢单日打，逢双日停的办法，以便岛上居民得到充分供应，长期坚持，但仍以不引入美国人护航为条件。这种奇怪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持续了多年，令人费解。赫鲁晓夫说：“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可是，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毛泽东认为没有白打，他向赫鲁晓夫解释：“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赫鲁晓夫说：“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他始终不明白炮轰金门的外交目的：维持同台湾国民党的内战关系，不让美国插手，华沙会谈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解决。用这种以打促谈的方法处理内外交织的矛盾，分寸相当重要。毛泽东曾向斯特朗详细介绍了他的对美斗争策略。他说：“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其半数的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三海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社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毛泽东对杜勒斯有办法，杜勒斯对毛泽东没有办法。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95页。
②《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25—126页。
4？6 毛认为中苏论战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于是减少一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就是一千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除双方的民族利益发生冲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看法发生了严重分歧。赫氏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世界正在走向和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斗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没有调和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危险，同帝国主义讲和平只是策略手段，表明我们要和平，战略上则不能放松警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有两手准备一是争取和平，二是准备打仗，要准备出战争疯子，着眼于打核大战。关于争取和平的手段，二人也不同：毛泽东认为只要团结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才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赫氏主张用裁军谈判、限制核武器生产协定等手段来争取和平。这些就是所谓国际共运战略分歧。分歧以 1959 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为标志而明朗化、公开化。在此以前，争论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问题上，而对两大阵营的“冷战”局面没有根本不同的看法。1957年莫斯科宣言还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中心，说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苏联为了打击削弱美国的力量，对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和中国在台湾海峡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均取支持态度，他们还提出愿意派歼击机驻扎在福建沿海以帮助中国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甚至还针对美国公开声明，谁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可是经过“戴维营会晤”，赫鲁晓夫对西方的战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等等。他还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批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要求中国服从苏美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承担不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