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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弗雷德却硬要莉吉编造一个谎言，说是那两个黑人想强奸她，白人闻声赶来，打死了一个想动刀子的“黑鬼”，他告诉莉吉说，现在全城的的人都是这样解释这桩杀人案的，她也必须这样去出庭作证。莉吉拒绝道，白人没有权利杀害一个无辜的黑人，我要说出事实真相。弗雷德根本没有把莉吉放在眼里，他承认，凶手正是他的表弟托马斯。接着掏出了五百美元扔向莉吉。莉吉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开始哭闹起来。
这时门铃响了。两个警察走了进来，他们指控莉吉卖淫是犯罪行为。弗雷德立即从旁证实警察的指控。莉吉矢口否认，态度极为强硬，她对这种串通一气的欺骗十分愤怒。于是警察干脆直截了当说明真正的来意，他们拿出了一张事先拟好的伪证词，要莉吉签字，同时用坐班房来威胁她。但莉吉毫不示弱，拒不从命，三个男人束手无策，面面相觑。
这时参议员克拉克走了进来。他显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赞扬莉吉做得对，甚至责备警察不该擅自闯入她的房间。他向莉吉表示歉意，又叹息着他那可怜的妹妹——托马斯的母亲的不幸。参议员的悲痛神情引发了莉吉的恻隐之心。参议员告诉莉吉自己正是受了那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之托才来向莉吉求情的。莉吉感动了，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遗憾：要是那黑人真的要对她非礼就好了。参议员察言观色，乘虚而入，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要莉吉在那个黑人下流坯和托马斯这个民族精英之间作出选择。莉吉被参议员的花言巧语弄得昏头昏脑，她在想，如果她救了托马斯的命，就会有一个慈祥的老妇人在遥远的地方怀念着她，感激着她，说不定还会给她寄鲜花来呢。莉吉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但她又仿佛觉得是受了骗，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夜晚，街上一片嘈杂之声。黑人从窗口爬进了房间，听到门铃声，便躲在帷幕的后面。莉吉从浴室里出来，发现参议员走了进来，参议员告诉莉吉，托马斯已被释放了。然而她更为关心的却是那位老母亲的态度。但她终于知道：那位老母亲既没有感动得哭起来，也没有询问一下那位救她儿子性命的姑娘是什么人，而只是认为她尽了应尽的义务。莉吉失望了。参议员给她一个信封，莉吉以为是老妇人给她的信，她满怀希望地打开信封，里边只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莉吉对参议员感到一阵轻蔑。
黑人从帷幕后面走了出来，请求莉吉为她提供一个藏身之地。外面，荷枪实弹的白人正在埃家埃户地搜捕他。莉吉承认自己迫不得已说了谎。但这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那些人用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欺骗了二十五年之久。她拿出一支手枪，鼓励黑人向追捕他的白人开枪，最好是打中参议员的儿子弗雷德。但黑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接过那支枪，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结论：白人的“真理”是无法抗拒的。
三个持枪的白人走进房间。莉吉神态自若，轻易地把他们哄骗过去。黑人感激不尽，吻着她的裙裾。这时门铃又响了，她让黑人躲进浴室。弗雷德出现在门口，莉吉一见则大为恼火，骂不绝口，弗雷德则大骂莉吉是魔鬼。忽然浴室里发出响声，弗雷德起了妒意，非要检查一下不可。他发现了躲在里面的黑人，便拨出了手枪，黑人逃走，弗雷德紧紧跟上。外面传来两声枪响。弗雷德没有追上黑人，转身回到莉吉的房间，他发现莉吉正端着手枪对准他。弗雷德拿出他父亲的伎俩，花言巧语地讲述着他的家族的优秀血统和光荣历史。莉吉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顺从地倒在弗雷德的怀里。
1945年1月至5月间，萨特曾担任《战斗报》和《费加罗》报驻美国特派记者，他目睹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为了表示义愤，表示对黑人的同情，为他们的遭遇提出控诉，萨特写了这个剧本。这个剧本的思想性很强，它“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剧中那个不知名姓的黑人在剧中虽然只出现过三次，但剧中所要揭示的恰恰是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剧中的黑人说，“当一些素不相识的白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将要送命”；白人弗雷德说，“看到黑人，这总是一件倒霉的事情。黑人就是魔鬼。”萨特一贯主张文学要“介入”生活，揭露黑暗和荒谬，《毕恭毕敬的妓女》正是这样的作品。正因如此，这个剧1947年在巴黎上演时，曾受到官方的责难，有人指责它是反美的，认为它污蔑给欧洲带来自由的美国，因而禁止上演。
但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戏剧。自由选择的原则仍然体现在剧中。剧中展现了人物的特殊境遇和人物在境遇中的自由选择。剧情是围绕着妓女莉吉的活动展开的。莉吉在不同时刻的不同“自由选择”构成了本剧的主要内容。当黑人第一次出现，请求她出庭作证，证明他是无辜的时候，她答应了，这是她出自内心的选择，是真正的选择。当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来的时候，她却粗暴地把黑人关在门外，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她答应给黑人作证，是出自良知，出自正义，她知道黑人是无辜的；她不愿把黑人藏起来，因为她也是白人，也有白人的偏见与高傲，她的这种选择似乎也是合乎常情的。当警察破门而入，以卖淫罪威胁她，要她在伪证词上签字时，她坚决拒绝，对他们表示了轻蔑和厌恶，弗雷德用五百元收买她，她也不动心，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选择。但是，当老奸巨猾的参议员克拉克，用花言巧语，以托马斯母亲的名义，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来诱骗她时，她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伪证上签了字，这是她违心的选择。当黑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但将他藏起来，而且保护他逃走，把枪对准了弗雷德。这又是她一次真正的选择。最后，她听信了弗雷德的花言巧语不但没有开枪打死欺骗和玩弄她的弗雷德，反而顺从地倒入他的怀抱。萨特是根据他的真实性原则来塑造人物的，既不拔高人物，也不进行典型化的概括，只是展示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剧本的结尾，莉吉非但不开枪打死弗雷德，反而倒入他的怀抱，似乎显得有悖常情，这一点也曾受到人们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妓女，恐怕也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在萨特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他不想去拔高人物。
剧中的黑人完全是被剥夺了自由，受人任意摆布的羔羊。但他不能勇敢地选择，当莉吉把枪扔给他时，他却说：“我不能向白人开枪，……因为他们是白人。”萨特对这种不敢积极选择的作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英雄还是懦夫，都是由你自己造成的，人是自由的，选择是绝对的，人有砸碎任何“地狱”的权利。所以作者借莉吉之口说，“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像对猪一样放你的血吗？”
《毕恭毕敬的妓女》深刻地揭示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并且通过黑人的悲惨命运，呼唤人们积极选择，奋起反抗，人的自由选择是绝对的，人有打碎一切牢笼的权利。这个剧本在法国甚至在美国的上演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鉴于有的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指责萨特有“反美倾向”，萨特于1946年一月十八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观众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一点也不是反美主义者，我一点也不明白所谓‘反美主义’是什么意思。……是的，如果我只是揭示你们的文明的可争议部分，那么，人们只好说我是反对这个文明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一个作家对于他的读者的责任和特殊使命，便是揭露他所遇到的无论任何地方的非正义；尤其是他所喜爱的国家容许犯有这种非正义的错误时，他更加要履行这一使命”。
《肮脏的手》：谁也不能清白执政
这是一个七幕话剧，完成于1948年初。《巴黎周报》上的广告曾给该剧题名为 《这个世界的善事》。萨特还曾考虑把剧名改为《红手套》或《情杀罪》。他解释说，由于担心《肮脏的手》的题目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该剧的题目一再修改。毫无疑问，这是一出政治性很强的戏剧，其内容大致如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依利黎。
奥尔加正在独自收听广播，苏军已经逼近依利黎国境。突然有人敲门，她迅速地抓起一支手枪，警戒地开了门。来人是雨果。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刚刚出狱。看得出来，雨果和奥尔加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友谊。奥尔加的神情缓和下来，但始终显得冷漠和怀疑。雨果询问两年来无产阶级党的情况，奥尔加有些吞吞吐吐，答非所问。雨果在猜想：党组织过去认为他尚可利用，现在大约已改变主意。因为在三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酒心巧克力和香烟，另一名犯人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一命呜呼了。雨果出狱后，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妻子捷西卡早已离开了他。他只好投奔过去的同志奥尔加。
这时，一辆汽车停在门前，奥尔加知道是党内的同志们来了，便急忙让雨果躲进了自己的卧室。
查理和法郎兹一直在追踪雨果，此时，他们正奉路易的命令前来干掉他。奥尔加阻止了他们，并找来了坐在汽车里的路易。路易说，象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不可挽救，尤其危险的是他讲话太多。但奥尔加却说她要亲自搞清楚两年前雨果枪杀党的书记贺德雷一事，究竟是情杀还是政治谋杀。路易作了让步，答应在当晚十二点钟听候奥尔加的回音。
只剩下奥尔加和雨果两人了。奥尔加要求雨果把两年前枪杀贺德雷事情的原委讲给她听。
那是在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奥尔加家中。担任党报编辑的雨果正在打字，他入党已经一年多了，当时他在党内的化名是腊斯科尼柯夫。在隔壁的房间里，贺德雷正在召集委员们开会，讨论他的一项提案：目前在依利黎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一方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处在二者之间的则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贺德雷建议，实现三方势力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
委员会以四票对三票批准了这项提案。持反对意见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路易则怒气冲天，他相信，只要除掉贺德雷，其他人就容易控制。他决定派一再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雨果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作为内线配合刺杀行动。但雨果却要求独立完成这项秘密任务。
雨果和妻子捷西卡搬进了贺德雷居住的乡间别墅。贺德雷早就风闻有人要谋杀他，因此防范极为严密，三个彪悍的警卫枪不离手昼夜守护着他。
雨果夫妇的房间还没有安置好，两个警卫就奉命前来搜查。雨果以尊重自我的名义拒绝他们。两个警卫大大地嘲弄了一番雨果这个穿着体面的煤业公司董事长的阔少爷。双方争执不下，贺德雷出来解围。他心平气和地居中调解，表示对雨果是信任的，但搜查还是必要的。雨果担心搜出箱子里的手枪，紧张得脸色惨白，但搜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手枪，原来捷西卡早已把枪藏在自己的怀里。
捷西卡对这场冒险游戏兴味盎然。她是个漂亮富有的女人，从未参加过雨果的政治行动。雨果曾经严肃地告诉过她，他将用这支手枪杀贺德雷，但她却把它当作是“演戏”。不过，捷西卡似乎一开始就对贺德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天过去了，雨果仍然没有行动。这天下午，贺德雷正与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书记卡尔斯基进行谈判，雨果担任记录。正当雨果把手伸进了放着手枪的口袋时，花园里发生爆炸，玻璃窗被炸碎。
这颗炸弹使雨果十分恼火，他断定路易已经把他“撤职”了，他连声咒骂扔炸弹的人是混蛋，并且不停地喝酒，很快就醉倒了。
扔炸弹的是奥尔加。原来，党组织认为雨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决定把他作为叛徒处决。奥尔加出于友情，背着党组织采取了行动，企图炸死贺德雷，或是造成雨果与贺德雷同归于尽的假象，为他保全名节。当她得知并没有成功时，便悄悄来到雨果的房间，要求雨果必须在明晚以前了结这件事。
到这时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为贺德雷将被杀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劝说雨果与他和解。雨果则坚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确的，而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