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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丰悌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决令电文后，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自述里，写到“只因执行官兵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遂有长沙大火事件”。到此时，丰悌的面容、事迹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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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忘。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腐败、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来根绝这腐败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腐败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后的10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职务，不久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偶然地暴露出他的本心。一次在重庆李子坝，与同样被闲置的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次年，在重庆已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兼任自己在10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
这样的职位，比起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可谓天差地别。但贺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道，“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到后只能苦笑。
但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第三起”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年，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重新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国策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年，他在台湾政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
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已萌发了写一本《力行社史》著作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地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明瓦廊，都最具青年气息，此时却显得一脸沧桑的腾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着腾杰长长的身影。这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那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像那无数的街灯……”
又不止是繁星、街灯。站在腾杰身后、一路跟随着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丛树阴，一阵风，或者，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明瓦廊，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宫？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
没有魂灵，只有树阴和风。他是一个人地走，一个人走在路上。然而，这一夜，在腾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陈启坤。这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欢交集的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是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泰极否来，在1933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这些，令这个蓝衣社的“贞德”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明瓦廊蔓延。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她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保留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腾杰痛楚地、沉重地感念着。他开始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着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腾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早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他就明确地写到，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是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备。腾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他们口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最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融化进南京的蒙昧图景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腾杰不能知道。
10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在蒋经国同样回天无力的“币改风暴”的背景中，腾杰才能略略地、朦胧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昌大江中学的时候，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民主延安”，这个毛泽东当时构想的未来中国的雏形，已伴随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风运动，预言着历史的归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是“民主延安”的缩影；为抗战为民主而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则是“革命延安”的缩影。在这样清新景象的底下，则是大规模的整改二流子、流民运动，是反浪费、反懒惰运动，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是毛泽东不时笑呵呵地出没在山岭与弄巷间的身影……
这是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璀璨的一幅图景。每一个经过那里、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难以忘怀。延安大街天天有义务劳动，有救贫扶弱。整洁的道路边，处处悬挂着举报箱，任何人都可以检举政府、共产党干部的腐败与霸道。这些举报可一直通往毛泽东主席。
一批一批经历过长征的干部，从各个根据地被召回，学理论、学军事、学组织，重温纪律、强调“人民军队”的本色。亲自主持讲习的，往往就是那个在西安事变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里，就以不世出的大手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娇·昆仑》的大气诗篇的“长征摩西”——毛泽东。
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可能只有毛泽东，在他2万余名无比疲惫、但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衬托下，从西北一角，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的前景。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比，但他仍然以命运般的直觉，感知到并豪放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
不仅如此。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自信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在他斩断昆仑的气势下，“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语句，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大气豪情。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千年之梦。只有这个深谙天地妙化、万物滋长的真谛，在长征路上与高山对话、与大地谈心的领袖，才有这样的手笔，这样的胸怀。
在这个人面前，这一夜，走在武昌街头的腾杰，他的校长，只是一个侏儒。当这个人把这样的胸怀、气魄，在一个个讲习班、一轮轮整风会议上，强劲地灌输进无数子弟的大脑和灵魂时，蓝衣社，连同所有的民国组织，也都是一群侏儒。
这一切，此时还在时光的后端，腾杰还无法瞥见。于是，注重“精英”、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堕落、瓦解、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腾杰，无法总结到的。他只能一路地思索，一路地走……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闹剧和悲剧。它虽然在民国历史的深处，却仍然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着。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输入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吞噬。
这就是腾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70年代，腾杰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