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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间，基督教仍处在与其它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奥古斯丁的家庭也仿佛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只关心奥古斯丁的世俗功名，对他的早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归向上帝。她在晚年还长期陪伴在奥古斯丁的身边，反复规劝他皈依基督教，对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很大。
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分别在家乡的启蒙小学、马都拉（Maduara）的文法学校（366年起）和迦太基的修辞学校（370年起）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文学、历史、语法、修辞和哲学，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拉丁文和罗马古典文化基础。但他对希腊文不感兴趣，一直学不好，后来要靠拉丁译文才能研究希腊哲学。
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寻花问柳，与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后来又听从母命抛弃了这位名分不配的女子，另觅新人。不过他的羞耻心还未完全泯灭，对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恶时常感到焦虑不安。
十九岁那年，奥古斯丁读了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的著作《霍腾修斯》（Hortensius）（现已佚失），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决心追求永恒的真理，探索罪恶的根源。为此，他接触了圣经，但没能读懂，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转向摩尼教，成为该教的一名热心听众，前后达九年之久，直至公元383年才对该教失望，离开了摩尼教。
公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城的一所修辞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教师。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朋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惧的出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超越柏拉图主义哲学，领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义提供了基础。公元376年至38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城充任修辞学教师，后因对该城的学风不满，于383年秋赴罗马，又由于罗马的学生常常逃交学费，于384年转往米兰任教。米兰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此时对奥古斯丁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布罗斯反复强调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释经法，使奥古斯丁眼界大开。
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奥古斯丁解决思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据他自己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就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对寻求真理并无什么用处。（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4，章16）公元383年他对摩尼教失望以后，曾一度迷上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同上，卷5，章10）。他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对包括学园派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均抱怀疑态度（同上，卷5，章14），并从学园派的著作中领略到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影响最大。他在米兰听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他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Porphry）的作品（参阅布隆：《希波的奥古斯丁传》，页94）。奥古斯丁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提到，初次阅读柏拉图派哲学对他的思想起到两个实质性作用：首先，这种哲学使他“懂得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20），改变了原先将上帝当作物质实体的看法；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罗提诺的观点，把恶解释为“善的匮乏”（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12），由此解释了恶的起源，并摆脱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了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结果，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基督甘取奴仆的形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担负起了人类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7，章9）。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两大问题，罪恶与死亡，终于迎刃而解了。
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决定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秋到387年春，他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中首次开始过潜修的生活。当时他已辞去了修辞学教职，并解除了婚约，为正式加入基督教作积极的思想准备。在《忏悔录》中，他回忆了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情景。那天，奥古斯丁怀着抉择的痛苦从房间里踱步来到花园，突然从邻居那里传出清纯的童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立即转身回屋，／顷手打开圣经，默默地读了最先翻到的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这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而作，深深打中他的要害，因为此前他一直“热衷于名利，渴望着婚姻”。（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6，章6）读完这段话，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卷8，章12）到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前夕，奥古斯丁终于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
受洗后不久，奥古斯丁与母亲、儿子启程返乡，后因母亲中途病故，在罗马逗留了一年。公元388年，奥古斯丁经过迦太基回到了家乡塔加斯特。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财产，然后将钱分与穷人，并建立了一个平信徒修道院，继续过着沉思和潜心著述的生活。这段时期，他把基督教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有效帮助，着眼于善恶问题，探讨生活的幸福，批判了学园派的怀疑论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希波（Hip…po），在当地主教及教徒们的极力挽留下，他很不情愿地担任了那里的牧师。不过，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他在那里将希波的摩尼教领袖佛图纳图斯（Fortunatus）驳得体无完肤，迫使他当众认错并离开希波。公元395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助理，396年继任希波主教。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千就是34年，直至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为止。此时，希波城已处于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的围困，陷落在即。
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会事业。他不知疲倦地布道，深入细致地解经，通过书信耐心回答来自各地的提问，频频出席迦太基等地的宗教会议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坚定地站在大公教会（Catholic一词在本书中统译为“大公教”，以区别古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和后来的天主教）的立场上，反对异端，抨击异教。除了继续批驳摩尼教，他还与多纳图派（Donatists）、裴拉鸠主义（Pelaganism）进行了长期的论战。针对前者的分裂行为，他坚持大公教会的权威与统二；针对后者夸大自由意志的作用，他强调人的原罪，上帝的恩典和救赎预定论。罗马城遭劫以后，他写下了《上帝之城》驳斥异教徒的责难，为基督教的前途作辨护。他还把自己原先所推崇的修道生活方式纳入到教会之中，在主教住宅内建立了融教会生活与修道生活为一体的修院，成为当时北非基督教的中心，并成为后来发展于欧洲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前身。
罗马的沦陷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入罗马城，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参阅本书附录“英译者前言”）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公元330年康士坦丁大帝迁都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后，罗马城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下降，但它依然是帝国西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在罗马人心目中，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罗马城始终是帝国文明的象征。对基督徒来说，由于罗马曾经是使徒彼得和保罗光顾过的圣地，罗马教会是当时基督教的中心，因此它被基督徒视作受到上帝特殊庇护的“永恒之城”。所以，当杰罗姆（Jerome）得知罗马城的灾难时，不禁惊叹
读柏克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诗意化的倾向较多，层出不穷诗意化的描述把它罩上了想象的光环。而对诸如柏克这样的所谓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述接触甚少，造成了我们文化视野的狭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柏克的名著《法国革命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另一种视角，实是一件大好事。“把卢梭、孔多塞等人的作品和柏克、迈斯特尔（J．de Maistre）等人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才可以更全面地显现出这一幕历史的真正面貌；这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译序》）
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搞翻译的人都应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只有勤于思考，我们的译文才能充满生命的活力。译者的尊严也正在于此。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伟大和崇高都没有明确界限，我们往往对某些事物因为无知产生了敬畏，构成了崇高感的内容。柏克“以充满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那原因在于“在剧烈动荡的年代，一切丑恶就不免有机会大量冒出头来。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事，完全不足为怪。大抵上，凡是处在这样的时代，守旧者就一般地诉之于传统的美德来反对激烈的变革。柏克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但是具体到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对于英、法两国思想的冲击，则除此以外，它还另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我们在论述某一个思想家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袭某种固定的看法，而忽视了在具体问题上，还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意义”。尽管柏克当时或后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但他当时的观点和预言却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探究。笔者正在翻译安东尼·德，巴克（法）著的《法国文化史》第三册有关十八世纪部分，读到了《法国革命论》之后，获益匪浅，想在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感想。（文中有关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些背景资料均出自于笔者正在翻译的安东尼·德·巴克著的《法国文化史》第三册）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冲击和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必然会漫延到法国境外的整个欧洲……不久以后，’拿破仑的登台及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一场社会动荡初起时，善良热情的人们往往会对它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人们往往把想象的光环和某种时代大动荡连在一起，把某种前所未有的文化雄心寄托其中，这种文化诉求往往以其激进的理想、毫不妥协的原则、虚幻的象征意义和沉重的改革造成某种大规模运动，甚至极端的运动。从众心理又驱使着人们忘乎所以地盲目去追随，掀起轩然大波，甚至造成历史的断裂，让强权人物得了逞而无所忌惮。波拿巴特时期的拿破仑就是大革命动荡中首先取得了革命文化的遗产，他一旦掌了权，就着手建立起他的绝对权威。1800年11月拿破仑在行政院的讲演中强调：“我们结束了大革命的浪漫，现在行政必须开始它的历史了。我们在执行原则中，只看真实性和可行性，而不能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对今天来说，走另一条道路，那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他要当一个掌实权的、有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