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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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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用西周的文字,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不便书写,称作“大篆”或“籀文”。 

  而东方各国则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简易的文字,称之为“古文”或“蝌蚪文”, 

  但极不统一。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 

                                     ① 

  行统一,“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等人依据“籀文”、“古文”简省 

  笔画,固定字形,称为秦篆(亦称小篆),作为统一的通用文字,向全国推 

  行。后来,狱吏程邈又把小篆改成更易书写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 

  体结构平整,笔划直线方折,书写简便,因此,隶书在民间大为流行。秦政 

  府又进一步把它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推行。 

       隶书出现,古文便废,这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化为今体的里程碑。同时, 

  它的出现,也标志着秦的“书同文”政策的实现。 

       为了“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秦又实行“行同伦”的政策,即要求人 

  们行为要规范。秦始皇在位12年,出巡邵县5次,所到之处,都立石刻碑, 

  宣传法治,以及伦常教育等,以期“行同伦”。在推行“书同文”、“行同 

  伦”政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刑法,但也注意到了教化工作。各乡设置“三 

  老”掌管教化。同时,令李斯作 《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 

  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儿童课本,进行文字和伦理教育。“书同文”、“行 

  同伦”的工作,对于统一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以后文化教育的发达起了积 

  极的作用。 

       ②“禁私学,以吏为师”。“以吏为师”的制度,是秦为了禁止当时“以 

  古非今”的现象,便于推行各项统一法令而实行的制度。其意就是直接向官 

  吏做私人学徒。它最早由商秧提出,“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 

  ①。后来,韩非继承并发扬了商秧的学说,提出“明主之教,无书简之文,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商君书·定分篇》。 


… Page 39…

                                           ②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真正将韩非思想付诸实践的则是李 

  斯。秦统一全国后,围绕着要不要分封的问题,主张中央集权的法家和主张 

  分封诸侯的儒家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 

  的第二次斗争中,李斯借议博士淳于越关于“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 

  也”的实行分封师古论调之机,进行了反驳,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 

  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 

  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 

  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以致“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为此提出了著名的“焚书”议,并提议 

                                  ① 

   “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当即被秦始皇采纳,于是,颁“挟书令”: 

  凡《秦纪》之外的典籍以及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等百家诸子书限 

  期送交官府去烧掉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除外);有敢偶言诗书者处死, 

  以古非今者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禁止私学,欲求学者必以吏为师。这样, 

   “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成了秦朝文化专制主义的教育政策。 

         (2)两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 

       ①确立“独尊儒术”政策的经过。汉朝在建国几十年后,实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以后各代王朝教育发展的初步基础。 

  儒家思想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的思想支柱。 

        两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在汉初的六七 

  十年内,采取“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杂霸政策”。到了文景时期,清 

  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刘邦抱守着“偶语诗 

  书者弃市”的律条,轻视儒家,曾骂郦食其为“竖儒”,见到戴儒冠而来的 

  客人,竟取下其儒冠,“以儒冠为溺器”。孝惠吕后之时,当政的公卿大官 

  皆“武力有功之臣”,大多为黄老之徒。文帝“好道学之家,以为繁礼饰貌 

                                                                                       ① 

  无益于治”。而景帝则“不任儒者”。及至窦太后,她更“好黄老之术”。 

        然而,汉初的儒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 

  位也慢慢得到提高。汉高祖一统天下后,陆贾首先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提出夺天下与守天下的方式是不同的。陆贾又向汉高祖剖 

  析秦亡的原因是“任刑法不变”,不能“行仁义,法先圣”,因此要“文武 

  并用”,才能做到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叔孙通更明确地向汉高祖指出:“夫 

                                     ② 

  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 他援用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建立了正规的朝 

  会制度。在行朝仪时,百官“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使高 

  祖大为赞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为贵也。”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主张为儒 



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汉书·儒林传》。 

② 《史记·叔孙通列传》。 


… Page 40…

  家登上政治舞台初步奠定了基础。惠帝时,“除挟书之律”,吕后除“妖言 

                                                                                   ③ 

  令”,在法律上又为儒家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文景之世,以黄老思想为基础,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 

  经济日渐恢复,同时,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文帝时,贾山首先提出“定 

  明堂,造太学”建议。尽管未被采纳,但文帝征集诸子传说,设置了《诗》、 

   《书》博士。博士开始授徒讲学,儒家学说以此为契机开始复兴。同时,文 

  帝下诏举士,亲自策问,授予官职,开汉代选士之源。在当时,诸侯王中也 

  兴起尊儒的倾向。如楚元王刘交好《诗》,令弟子皆读诗,并拜穆生、白生、 

  申公三位名儒为中大夫。河间献王刘德则兴修礼乐,收集先秦旧书,为《毛 

  氏传》、《左传》立博士。与朝廷的推崇黄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汉武帝时,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出现平息 

  七国之乱后的统一局面,天下太平。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则是如何巩固政 

  权,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统治政权服务。汉武帝总结前朝以及汉初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倾向于儒学。于是,任儒士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 

  赵绾为御史大夫。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04年)又下令三公、诸侯王等推荐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网罗人才。在廷试中儒士董仲舒提出了“天 

  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于是举起了表彰 

  儒术,兴办太学的大旗。蛰伏了数百年的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终于破土而出, 

  应运复苏。 

       正当汉武帝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时,却遭到了黄老之徒、其祖母窦太 

  皇太后 (文帝的皇后)的强烈反对。她借赵绾的过失,迫使武帝将其下狱, 

  将窦婴、田■罢官。武帝迫于无奈,只得忍痛割爱。但过了四年,窦太皇太 

  后寿终正寝。建元五年,田■复相,至此,儒学稳坐了正统思想的宝座,成 

  为东方世界的统治思想。 

       ②“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设置五经博士,重定选士标准,尊孔 

  读经,这是两汉“独尊儒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在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 

  博士都罢免,对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此时,“所 

  举贤良,或治申 (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 

          ① 

  皆罢”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令置“五经博士”,这是“独尊儒术” 

  的最突出的措施。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著作被推为“经”,自 

  此开始。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得到 

  武帝批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于长安城南为博士弟子员筑校舍,官 

  办太学诞生,经学被钦定为政府的官学。从此,攻读儒术成为为官取禄的必 

  由之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 



③ 《隋书·经籍志》。 

① 《汉书·武帝纪》。 


… Page 41…

  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五 

                               ① 

  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朝廷的劝导下,经学繁荣起来。 

       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 

  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 

  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 

  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 

  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 

  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 

  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 

  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 

  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 

  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 

  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 

  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 

  歆与博士们 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专守残, 

  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 

  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 

  倡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 

  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 

  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 

  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 

  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 

  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 

  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 

  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 

  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 

  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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