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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意义来说，研究的是人的灵魂，是生命的历史。萧红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她以“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底层社会生存的艰难与痛苦，表现了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萧红悲怆的命运和她的创作交织成一曲充满魅力的生命乐章。因此著者在论述时将萧红的生命流程及其作品融聚在一起，进行分析论述，透过萧红的经历发现她的作品蕴藏的深意，反过来又使读者从她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特异的个体生命。
三四十年代文学景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著者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人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在细读原作的基础上，著者从对文本的艺术分析人手，抓住各个作家独特的意象、感情等典型现象予以细致深入的解读，努力凸现其各自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进而说明他们在小说史上不同的成就与贡献。
比如，著者在“苍凉的月亮”一章里着意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在古人眼里，月亮之于女性，不过是‘他者’，望月神伤，对月抒怀。月亮是对象物，是媒体。而在张爱玲看来，月亮之于女性，固然有时作为‘他者’，但更是其自身，因此她才努力发掘月亮这一象征符号所积淀的女性内涵，让读者从她笔下月亮的阴晴圆缺，对女性的命运，性格乃至多重本质，可以重新体认、感悟与思索。”著者在论及端木蕻良小说时谈到，精心营构意象并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是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他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广阔的天地采撷具有特色的事象，加以富于智慧火花与艺术灵性的熔铸，在作品的语境中，形成了鲜明生动而意味深长的丰富意象。他所创造的意象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文化意象。在诸多意象中，有单独的意象，也有复合的意象群。意象的精心营构、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拓展了艺术空间与意义空间，与此同时，也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丰富了文体魅力。该书设计的每一篇章都有对一位作家的单位意象和个体观念的精彩总结，写出了各位作家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色彩鲜明、意蕴各异的艺术世界，从而揭示三四十年代小说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再次，以“荆棘上的生命”为题目，在于隐喻三四十年代小说作品充满野性与灵气的生命力。三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特殊文化氛围和特异地域环境孕育出一批生机盎然、充满诗情画意的原生态小说。沈从文这一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的自然之子，天性本来就富于幻想，再加上深受家乡那些与自然山水融合的风俗的熏陶，更容易萌生他对原始生命之美的特殊感应。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世间万象，以湘西山水的野性与灵气创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边地世界”。东北作家群则以雄厚的笔调描绘了关东旷野，粗犷雄强里蕴蓄着亡国的愤懑与被奴役的屈辱。还有四川乡土作家笔下的巴山蜀水，崇峻与明丽中交织着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阴郁。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丰收期。这一阶段的小说绚丽多彩，引人入胜，意蕴丰富，耐人寻味；作家的创作道路坎坷多姿，在艰难中求索，在曲折中前进。面对三四十年代小说这块丰沃的文学园地，研究者将如何立论，如何取舍呢？
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中说：“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实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文学史要求通过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这段文字至今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著者精心选择了茅盾、老舍、巴金、李人、张恨水、沈从文、丁玲、张天翼、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张爱玲、赵树理这十三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写成这部由作家论组成的文学史著作。行文中注意各家各篇之间的呼应与比较，将它们按历史顺序排列组合，较为完整地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线索。作者选择这些作家，是考虑到他们所具备的典型性。如著者所言；茅盾、丁玲、张天翼、端木蕻良、赵树理，代表了左翼及其余脉贴近社会现实、关注人民命运的创作倾向，也能够反映出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艰难的生存困境。其中每一位作家，又各具鲜明的创作个性：茅盾堪称描写社会历史场景的大手笔；丁玲显示出“五四”精神哺育的年轻女作家由个性家园向社会原野的迈进，并带有由浓而淡的女性主义色彩；张天翼冷峭的审丑在视野的选择与犀利的讽刺上别具一格；赵树理以其问题意识之强、表现社会现实的迅捷与切合农民审美需求的执著追求，在根据地文学中最为突出；老舍小说的平民意识、“京味儿”特色、幽默风格与语言建树，都是现代小说的一大景观；巴金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激情文学的魅力，而且可以反思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合效应，决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政治判断所能奏效。著作对其他作家也不乏精彩的论述，在此不一一列举。
著者为了使分析从容、深入一些，在典型现象选取的幅度上不得不有所牺牲。这也给本书留下了些许遗憾。作者自述，在最初拟定的计划中，列入章节的作家还有蒋光慈、柔石、叶紫、沙汀、艾芜、萧军、骆宾基、萧乾、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师陀、徐讦等作家，但限于篇幅只好割舍。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未能充分地展开探讨，如海派、新感觉派等流派，历史小说、诗化小说等文体及小说理论与批评等问题。
《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是秦弓先生又一部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著者的写作历时三年之久，终成此书。从字里行间，可以见出著者的学养、眼光以及严谨、求实的学风。著者在本书结语中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成果与经验、教训与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已经显示出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于未来的文学来说，也将成为促进或制约其发展的潜因。”因而，本书的论述，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将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第45节 现代汉诗谱系的历史建构
现代汉诗谱系的历史建构——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赖或煌
20世纪中国诗歌纠结着复杂的问题，诸如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性的纠缠，和现代汉语发展的关联；以及它为营建自身的文类秩序过程中与新的象征符号的磋商对话，等等。如何面对这种矛盾的、“复合”的和流动的诗歌现实，既对历史抱着同情的态度又坚持清醒的反省精神，通过有效的研究方式，彰显和澄清百年中国诗歌的重要问题，是对诗歌研究者最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有效地回应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作者从诗歌的本体立场出发，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三者互动中，富于洞见地“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生成结构”，敞开了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问题与可能，为人们的观测和反思中国诗歌的百年求索，搭建了一座不可或缺的平台。
王光明是从对习常的“新诗”名称重新命名人手的，他提出“现代汉诗”的概念，显然是出于有效地“理解”20世纪中国诗歌的考虑。在他看来，被历史接受的习常的“新诗”概念，是20世纪中国“求解放”的产物，它以精神上的“解放”遮蔽了诗歌的形式和美学问题，其“概念的含混及其意识形态上的迷思，实际上转移了诗人和诗歌批评对诗的本体问题的关注”。（658页）“无论是顺着时间看它的实践过程，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回溯它的历史，20世纪中国诗歌都是一种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互动中展开凝聚和建构的文类”。（10页）不难看出，“现代汉诗”的概念是从具体历史现象的观察中提出的；既体现作者对诗歌的本体认知，又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以“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复杂互动观察中国诗歌的百年演变，有助于廓清“新诗”发展中的迷思，呈现诗歌重建象征体系与文类秩序过程的“问题性”，把诸多问题纳入到整体观照之中。
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与意识形态纠缠迎拒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是学界关心的焦点，不少人也作过深入的反思和研究。王光明对作为承载“现代汉诗”的“肉身”的语言和形式的重要性是了然于胸的：尽管“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历史传统、文化记忆与普遍化的现代性方案的冲突，始终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中广泛争论的问题”，但“现代汉诗”“在争战和磋商对话中建构，首先面对的是语言”。（9页）他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到，作为一种在近现代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背景下裂变、生成的诗歌型态，最值得关注的是它遭遇的“语言”问题。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古典时代的写作结束了，从福楼拜到我们的时代，整个文学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从语言和形式出发，王光明得以对累积于语言内部的“现代汉诗”的诸多问题作出有效的反思。
因此，对于晚清的诗歌革新，他强调从诗歌话语的本质来理解它的意义，在普遍认为政治化约了文学而一笔带过的地方，王光明颇有慧眼地发现：“晚清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是一种物质性的反叛。”（33页）这种反叛的价值不在于建构了新的诗歌范式，而在于它对真实世界的接纳。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晚清诗歌中“旧风格”和“新意境”之间的矛盾；它既是变革中的问题，也是继续前行的动力。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革新者意识到了语言和形式问题的重要性，胡适们从语言和形式下手的“实验”的意义也就得到了重新彰显。
在本书中，作者既对胡适们的“革命”意义予以了充分肯定，也为“五四”诗歌的历史反思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白话诗”发展到“新诗”，只是一种“在诗行方面是体式与写法的自由，在诗质方面是追求个人感情的表现”（100页）的“新”，这也是他要进一步反思“自由诗”的局限的原因。“‘新诗’不仅不能在自由诗的名义下放弃现代汉语诗歌形式的寻找，而且必须从现代汉语的特质出发去探索自己的诗歌形式”。（145页）这无疑是立足于诗歌本体论的重要论断。
在对“现代汉诗”展开“形式”向度的考察时，王光明肯定了新月诗派早期“新诗”形式松散和情感泛滥的意义。“这是一种把新的经验形式化的追求，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改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独立的价值。”（213页）不过，他更萦绕于心的问题是，“诗形”的建构和探索是否建立在语言认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对闻一多的“音尺”和“字尺”理论给予有限的褒扬，而叶公超对格律的探讨之所以更有诗学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提出‘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来考虑格律的问题。”（22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光明将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50年代的“诗形”探索看作“形式探索的延续”，我觉得这是对“现代汉诗”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寻找文类秩序形成了什么样的“小传统”的关注，它体现了“现代汉诗”如何在体认现代汉语特征基础上的伸延。
事实上；诗歌形式规律的探讨是与“诗质”的考量平衡进行的。作者揭示出，“诗质”的寻求既是对早期“新诗”只注重表现“诗人的个性”的偏正，又是对格律诗派形式主义倾向的反拨，展现的是“另一条想像‘真实’的道路”，收获的是一种和追求社会现代化不同的“诗歌美学的现代性”。（261页）值得称道的地方还在于，王光明正视了现代经验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