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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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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怎么跑;我都无法摆脱她的脸庞;还有她的眉毛;她圆满的肩膀和她那略微有些颤动的乳房。
  八
  我把父亲的军装给看丢了;就是那套给父亲带来好运的军装;母亲把它细细地洗好晾在外面;我却把它看丢了。父亲听说军装丢了;狠狠地打了我;我离家出走了。
  我在回民饭店吃羊蹄的时候遇到了阿吉泰;她邀请我到她家坐坐;我们经过湖南坟园;当穿过一片狭窄的树丛时;我的身体跟她的身体突然挨在了一起;我的心开始跳起来。那种感受真是幸福。
  我在她的宿舍里见到了那本我向往已久的英语字典;还碰到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范主任;范主任见到我将我打发走了;我从后窗爬上去;见范主任想上前去抱阿吉泰;阿吉泰将他推开;为了帮阿吉泰我使劲地去砸门;这样一来二去;范主任失去了耐心;他气急败坏地走了;像是一个扫兴的统治者。我心里产生了快乐的感觉;是我挽救了阿吉泰。
  我像盲流一样在外面游荡一个多月;跟着我流浪的难友老张一起去要饭;去大修厂偷皮子卖;直到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老张突然死去;我才知道原来死亡离我们就是这么近。我意识到;我的盲流生涯应该结束了。我回到了家;妈妈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学校不上课了;大家都到一个叫八家户的地方劳动。在那些劳动的日子里;王亚军与我在一起时变得越来越放松;他在无边的绿色中诵读优美的英语韵文;我在他那里受到了更多的英语以及西方文明的熏陶。在我的要求下王亚军终于把字典借给了我;王亚军对我的这种格外的优待深深刺伤了黄旭升;黄旭升赌气和李垃圾去做了基干民兵。我告诉了王亚军我偷看阿吉泰洗澡的事情;深爱阿吉泰的王亚军;抑制不住地要我描述细节。我看出了王亚军的难堪以及渴望;道德的规范和阿吉泰的身体折磨着他。我开始对王亚军讲起了阿吉泰的身体。这时候;水房那边传来了枪响;在玩乐中;黄旭升将李垃圾误杀了。黄旭升在那一天晚上就被吓得发疯了。
  在我描述的诱惑下;王亚军跟我一起去了女澡堂;然而这一次我们却被抓住了。王亚军被当作诱导学生的老师被抓起来了;努力想为王亚军中辩的我却被爸爸踢倒在地;我被父亲的样子吓坏了。我没有当着众人说出实话;内心的不安;让我痛苦不已。
  九
  氢弹又一次爆炸;乌鲁木齐一片惨白的天空。我钻进了妈妈设计的防空洞;意外地看到了阿吉泰;她被范主任发配到这里扫地。氢弹实验引起的地震将我们困在了防空洞;我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将阿吉泰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在黑暗与绝望当中;我和阿吉泰紧紧依偎在一起……
  王亚军被关在了南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对我失望极了。无望地守望着母亲一辈子的校长在被发配到南疆之前自杀了;范主任跳了楼;可是没有死;成了残废。
  父亲开始设计民族剧场;可是他的设计方案却被否决了;走向现代化的乌鲁木齐需要的不再是延续历史风格的了;他们要大胆提拔年轻人。但是父亲仍然反常而激昂地继续设计着;妈妈似乎明白了天意:爸爸日子不多了。不久;父亲死了。中专毕业的我回母校做了一位英语老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王亚军;他的衣服已经不太入时;皮鞋的款式也都显得有些陈旧;只是他的眼睛还那么亮;充满着激情。
  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仁慈的;宽容一切的微笑;说:“我住在二宫农机场子校宿舍。”说完;他继续朝前走。我转过身看着他。突然;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想了一会儿;才说:“把我的词典还给我。”
  (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23节 戏谑中的庄严


  戏谑中的庄严——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
  贺绍俊
  粗看到英格力士这四个字,如坠入云雾,待明白它的所指之后,又不禁哑然失笑,甚至还勾起自己的一番回忆,因为恐怕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对着课本上陌生的英语字母要蜷着舌头发出异域的声音,我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汉字在那些单词下面标出发音,免得下次上课时忘得一干二净。这还多半会是一场温馨的童年回忆,它保存着儿童的天真和无忌。但王刚给我们讲述的当年学英语的故事,却让我们的心一沉。这倒不在于故事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悲情,而是王刚回望历史的姿态:戏谑之中有一种难得的庄严。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堆臭狗屎,尽量将自己从中摘取出来,以示一身干净。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我们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往往扮演着受难者、殉道者的角色,其基调就是控诉、批判和悲愤,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文学风景。而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大革命”叙事逐渐在人们眼里变成祥林嫂似的唠叨,不得不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肇端于王朔的痞子似的、或顽童似的“文化大革命”叙事,这种“文化大革命”叙事在90年代的后现代热的不断加温下越来越强劲,它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其基调是戏谑、反讽和颠覆。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乐于玩这样的历史游戏,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刻印着那个年代荒诞色彩的童年记忆显然是他们重要的文学资源,在当下“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尚的激发下,他们以完全戏谑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营造出一种在政治空地的欲望放纵的图景。
  王刚在《英格力士》中所依重的同样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童年记忆,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戏谑所蕴含的批判性,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批判性,它使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从祥林嫂式的无限循环中逃逸出来。《英格力士》也是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如刘爱看到父亲在画毛主席画像时,问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告诉他这是透视规律。紧接着来了两个当权人物,训斥刘爱的父亲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无奈爬上脚手架去添加耳朵,越添加画像变得越滑稽,父亲然后得出结论说不能加。这时当权人物抬手给了父亲一巴掌,要他全部擦了重新画。这显然是一种戏谑。而且如果按照惯常的处理,或者说用后现代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下去,情节将被引向荒诞、油滑甚至虚无,从而达到最后颠覆的效果。但王刚的戏谑在这里戛然而止,情节被引向另外的方向。接下来是父亲晚上在家里悄悄对母亲哭诉白天挨打的过程,父亲在母亲的抚慰下打开了留声机,他们在格拉祖诺夫的小提琴乐曲中开始做爱。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儿子刘爱眼中的情景。
  通常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中,当长辈被当成戏谑的对象时,就给叙事者创造了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长辈顾暇不到的时空里放纵欲望性情。《英格力士》最初的叙事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机会,那个在懵懂成长着的刘爱仿佛找到了一块任自己野下去的小天地,然而,就在他可以继续放纵的时候,有一件东西阻止了他,这件东西就是紧紧夹在王亚军老师臂中的英文词典,“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惟一的一本英语词典”。英语词典在这里显然成为一个载体,它负载着被社会遗弃的文明。对于刘爱来说,英语就像是阳光雨露,使他几乎贫瘠的精神世界得以复苏。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很细腻地写出了文明的感召力量。刘爱这样一名蛮荒的少年,当他看到一片蓝天时,他就逐渐升起了对于庄严和神圣的敬仰之心。这个过程是通过像一个个单词似的细微元素达到的。就像刘爱说的他记住了love和hate,他要追究什么是爱,而英语老师告诉他,爱就是仁慈。于是他又去追究什么是仁慈。他就这样一步步地接近了精神的圣殿。当小说揭开戏谑的外衣,展现出内在的庄严时,我们的情感也会为此激动。比方说,刘爱与流浪汉老张蜷身于破败的地窝子里,借着烛光,刘爱为老张唱起了《月亮河》,“英语的韵味从地窝子里发出,就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灯光灿烂的酒店大堂里”,当我读到这一段时,我的心仿佛化作了一股温暖的泉水。在这样的描写中,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心灵的纯净。
  小说重点塑造了英语老师王亚军。在以往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中,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令我们敬重也令我们感动的形象。作者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的英语老师,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个形象以英雄的色彩。王刚也许无意去挑战以往的英雄观,但他给我们塑造出活生生的王亚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英雄阐释,在王亚军身上,英雄的内涵不是用政治伦理而是用文明填充的,英雄的价值也不是靠社会的功利而是靠个人内心体验来衡量的。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王亚军并不是功成名就,并不是踌躇满志,刘爱也没有考上大学。然而他们两人的相遇又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小说至此圆满完成了新英雄观的阐释。于是我们会得出结论:王亚军永远是一位绅士。
  (原载《文艺报》2004年10月22日)


第24节 评《狼祸——雪漠小说精选》


  朱辉军
  我国西部有一群十分活跃的作家,雪漠就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比较有特点和个性的一位。
  雪漠是属于那种“深掘一口井”的人。他的小说几乎全都是以凉州某个偏僻的乡村为背景,连人物也主要是那几个,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我不知道他是否受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影响,但却与之相似,使不同的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互相呼应和映照。
  在雪漠的笔下,不仅有对广袤荒蛮西部的真实描写,对人物精神状态更是刻画得极为真切。他的小说让我们透过那荒凉贫瘠的地域深入到在那块土地上生生息息的人们的灵魂中去,触摸那或活跃、或麻木、或平和的人们的脉搏。
  雪漠小说的代表作《狼祸》,表面上写的是人与狼的争斗,而往深里追究,则是表现了人心之祸、人性之祸!人与狼之间的搏击,根子是人性之间的厮杀,是每个人内心的灵魂冲突。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必定会走向现代文明,所以他的作品,是向一去不复返的昔日投去的深情一瞥,是粗犷质朴民风的最后挽歌。
  粗犷质朴中的确蕴涵着许多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东西,而且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不可再生。在那片相对封闭静谧的荒漠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如雪漠写到的猛子、豁子、黑羔羊,甚至那作奸犯科的鹞子、张五,以及《新疆爷》中的新疆爷,《莹儿的轮回》中的莹儿等,都那么单纯,朴实,执著,那么讲义气,重感情,这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保持着一份珍贵的感情,这着实不易,也确实令人敬重。然而,表面的平静下往往在其深处涌动着激流和狂涛,时常也会为了在我们看来不值一提或不屑一顾的事情上变得剑拔弩张。猛子他们不就是为了那口即将干枯的井大动干戈吗?莹儿不也为了她那出走的情人灵官而柔肠寸断吗?所以,雪漠也不是一味地赞赏粗犷质朴,他看到了粗犷质朴的背后隐藏着的落后和愚昧。特别是《丈夫》中的改改妈,执著变异为偏执,挚爱变异为怨愤,自尊变异为虚荣,一旦精神支柱倒塌,其存活的理由也不复存在。我们敬重莹儿的深情厚谊,但她若变异下去,也很可能蜕化成改改妈的,不知雪漠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智者有几人?孟八爷的脱胎换骨用了差不多整整一辈子!张五至死都没明白,虽然他智商相当高;灵官、双福们也都盼望着离开这土生土长的沙窝,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但这不仅没能改变本土的面貌,连自身的命运也不见丝毫改善,反而多了几个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坚守”和“出走”一直是一对矛盾,也是不少文学作品反复演绎的主题,特别是那些以乡土为背景的作品。中国的沈从文,外国的福克纳,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音符奏响了同一曲调,令人深思。不过,雪漠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他看来是主张出走的,但他笔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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