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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
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1．《旧唐书·孔颖达传》
2．《新唐书·儒学上》
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盛唐三贤 啖助·赵匡·陆淳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宋人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推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注＇清末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德治《春秋》者，皆此一派。”＇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认为，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凡六变”，其中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啖（助）、陆（淳）”为上承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的第二变。这些评价表明了啖赵陆学派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新经学啖助开路 解《春秋》陆淳集成
啖、赵、陆虽然是中唐有影响的学者，但史籍对他们的生平、学术关系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往往引起混乱。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先从陆淳说起＇注＇。
陆淳，字伯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是梁代名儒陆澄的七世孙，后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名质。他自称“世以儒学著时”，可知其家以儒学为业。《旧唐书》卷189下本传说他“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关于他与啖助、赵匡的关系，历来人们的认识都含混不清。除此一说外，《新唐书》卷200说赵、陆皆为啖助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3认为匡师助、陆师匡、助。今考吕温代陆淳写的《进集注春秋表》，其中说：“臣（按：指陆淳）不揣蒙陋，裴然有志，思窥圣奥，仰奉文明，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巨赵匡为益友，考左氏之疏密……”＇注＇在这里，陆淳明确地称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这是关于他与啖、赵二人关系最为明白的材料。另据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泪赵匡，能知圣人之旨。”可知啖、赵二人，一为陆淳之师，一为陆淳之友。事实上，啖为师，赵为友，陆淳已作了明确的回答，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了。还有一点，陆淳在《春秋集传纂例》卷1《修传始终记》中简述啖、赵二人的生平时，称啖助为“啖先生”，称赵匡为“赵子”，称啖助之名时说“讳助”，而称赵匡之名则直接说“名匡”，尊敬的程度大不同，也可以作为啖助为师、赵匡为友的旁证。
陆淳的老师啖助，字叔佐，出生于唐太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赵州（今河北赵县一带）人，后迁居关中。他学识渊博，对儒家经典造诣颇深。唐玄宗天宝末年，客居于江东。后来因中原地区发生了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他再没有回到关申故里。在江东，他以文学入仕，做过台州临海县尉、润州丹阳主簿。任满后，就在丹阳住了下来。他继承了先儒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虽穷居陋巷、粗衣蔬食，仍处之泰然。在这里，他潜心于《春秋》学研究。他不满意于前人对《春秋》的理解，认为前人“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于是发愤著述，“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年），历时十年，成《春秋集传集注》。·之后，他又“撮其纲目，撰成《统例》3卷，以辅《集传》，通经意焉。”＇注＇
陆淳跟随啖助学习，是在唐代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据陆淳说，他拜啖助为师，“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十有一年。”按：啖助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时年47岁。上推11年，即上元元年。据陆淳说，他在啖助“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注＇，可知，陆淳师从啖助，对啖助的学术方法、学术思想，特别是对啖助的《春秋》学有深入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
两《唐书》说陆淳自幼师从赵匡，而没有提到他师承啖助。事实上，陆淳师从啖助，证据已很充分了。而说陆淳师从赵匡，却没有多少证据。赵匡，宇伯循，天水（今甘肃天水）人，从师著名学者萧颖士，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在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陈少游处任幕僚。做过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洋州刺史。他也是一位《春秋》学者，与啖助的学术观点非常相近。从文献记载看，陆淳与赵匡并非师生关系。那么，赵匡与啖助之间是不是师生关系呢？据陆淳《修传始终记》，大历五年，即啖助完成《春秋集传集注》那一年，赵匡正在陈少游幕府供职，前往浙中，途经丹阳，曾到啖助居住处去拜访，讨论《春秋》经学，“深话经意，事多响合”，二人谈得很投机。赵匡打算回来时再到丹阳拜访啖助，“当更讨论”，但不幸的是，啖助在这年去世。从这段记载看，赵匡与啖助在大历五年以前并未谋面，因此，二人之间也不存在师生关系。
啖助去世后，留下了《春秋集传集注》及《统例》的遗稿。陆淳认为应该将它整理出来，使唤氏《春秋》学发扬光大。于是，他与啖助之子啖异将遗稿抄录出来。陆淳又想到了与啖助学术观点相似的赵匡。这时，陈少游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史，赵匡已随节度使府迁镇于浙东。于是，陆淳与唤异一起，带着啖助的遗稿去造访，请赵匡帮助整理。赵匡对啖助的遗稿进行了加工、补充，然后由陆淳进行最后编纂，统一体例，到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这个过程，陆淳在《修传始终记》中有过记述：
是冬也（按：指大历五年冬），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即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而书成。
可知对啖助遗稿的整理历时五年之久，赵匡、陆淳都倾注了心血。
陆淳的任宦生涯，是从任淮南节度使府从事开始的。据《旧唐书》本传说：“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据《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陈少游镇扬州在大历八年。又据《修传始终记》说，他受陈少游推荐，诏授太常寺奉礼郎，这是大历十年左右的事。此时他的《纂例》已成。陈少游生前又曾向朝廷推荐陆淳，拜为左拾遗。陈少游死于兴元元年。吕温《祭陆给事文》中也说：“德宗旁求，始宾明庭。”说明陆淳是在德宗即位后入朝的。由上可知，陆淳入朝任左拾遗，不晚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陈少游死时，而不早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
《旧唐书·柳登传》载，贞元六年十一月，德宗亲行郊享之礼，“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柳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即陆淳）、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由此可知，在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以前，陆淳已任仓部郎中，并兼礼官（太常博士），与柳冕等人一起制订郊享礼仪，备皇帝顾问。这时陆淳很受德宗的信任，他身为礼官，对朝廷礼仪非常熟悉，曾著《类礼》20卷，惜已不存。贞元十一年七月，陆淳参加了关于礻帝拾礼的讨论，这时他官左司郎中。
这以后，陆淳又因“细故”改任国子博士。改官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可能与朝廷内部斗争有关。日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