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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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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皮锡瑞语,见《经学历史》)。

    本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体,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体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由于郑玄对何体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58岁(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五、守节不仕与隐居授徒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以一致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58岁了,才获得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人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人朝为官。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仍没有受召。

    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六、颠沛流离的晚年生活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着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巴。”(《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纟衰纟至(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下篇  郑玄的学术成就

                        一、承先启后的伟大经学家

    我国两汉时期,经学最为昌盛。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经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东汉则是古文经学兴起、抗争,直至超过今文经学的时期。郑玄以古文经学为生,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说:

    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

    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历史地看,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来研究郑宫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

    现存的《毛诗笺》也是郑注中的力作。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玄语),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兼采三家诗说。《诗经》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但由于时代久远,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读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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