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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柯，隔年轮流举行一次盛大的行幸祭把活动，排场之大，修饰之盛，自古少有，巫风鬼气，劳民伤财。成帝晚年，又沉溺声色，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纵情淫乐，将政事一委王氏外戚掌管，王氏五侯，气焰薰灼，终于积重难返，酿成后来王莽篡逆之祸。成帝还醉心于飞鹰走狗，逐兽狩猎，他常常亲率宫廷侍卫出入郊外。有时甚至下令长安附近的人民停业罢产，到南山捕获野兽，放回皇家猎场，再行猎狩，严重地妨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对于皇帝的这些胡作非为，扬雄在辞赋中进行了必要的劝戒。本传说：
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讽）。
《甘泉赋》全文载于《汉书》本传之中。扬雄自序创作意图说：甘泉宫本秦朝旧宫，武帝时增建通天、高光、迎风三殿，远近建筑群鳞次栉比，“游观奇屈瑰玮”，大大违反了“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的古意，更迥异于“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虽然甘泉宫不是成帝所建，但成帝纵情奢侈，王氏五侯的连云府第，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于是扬雄将甘泉宫称作神话中的帝室“紫宫”，想告诉皇帝这已超出人力的范围，只有天神才能雕琢，与后来诗人“此曲只应天上有，哪得人间处处闻”的讥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赵飞燕正大幸成帝，皇帝每次行幸甘泉，赵氏皆盛备车骑，招摇过市，大有令神仙却步，叫山神开道的气势，于是扬雄在赋中又以“屏玉女，却伏妃”来讽刺她。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模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色，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
成帝行幸河东，远祠后土，沿途历观殷周圣迹，扬雄以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政，还可望实现天下大治。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讽）。
扬雄认为，古时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的收入足以供给郊庙、维持国际间正常邦交、保证皇室百僚的膳食供应就够了，从不侵夺百姓种植桑麻和粮食的肥田美地。人民百姓，女子纺织有所剩徐，男子耕作有所积储，国民殷富，上下丰足。因此，甘露、醴泉、凤凰、黄龙、麒麟、神爵等祥瑞之物，不求自至，社会就太平无事。从前禹任用伯益作虞官管理山林，上下和谐、草木茂盛；成汤爱好田猎，天下却十分充足。文王有百里园囿，人民还以为太小；可是齐宣王只有40里，人民却嫌其太大。其原因就是“裕民”与“夺民”的区别。到了汉家，武帝广开上林苑，南傍南山，北循渭水，周围数百里；又大开昆明池，广建离宫别馆，模仿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游观侈靡，究妙极丽”。一旦举行羽猎活动，败车、戎马、器械等等所设，往往“尚泰奢丽夸诩”。非特武帝如此，纵情声色殉马的成帝又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扬雄《羽猎赋》创作的背景。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汉家富于禽兽，命令右扶风驱使人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置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囗囗、狐兔、麋鹿”，用建有兽笼的“槛车”运到长杨射熊馆。再放到用网罗木桩建成的围场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成帝则在围场外欣赏。这种无聊行为，使“农民不得收敛”者弥月。扬雄曾随成帝到射熊馆，亲睹其状，于是“还，上《长杨赋》”。赋中扬雄“藉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杨射猎作了夸张的描写，亦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句有余”的荒堂作法有所反省。
后来扬雄作《法言》说：“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先知》）禽兽食人之食，因狩猎而影响农民劳作；上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夺人民衣服。这两大恶政都是成帝为之而不悟的弊政。针对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扬雄还作有《酒赋》，赋中虚设“酒客”与“法度士”相论难，“以讽谏成帝”＇注＇。无处不表现出他尽忠报国的心愿。由于扬雄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们称赏。王充《论衡·效力》说：“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鸟获也。’将扬雄与西汉大儒董仲舒相提并论，说他们是文章圣手，笔力千钧。后生晚辈，更是步其后尘，模仿习作，当时年仅13岁的翩翩少年、后来的大思想家桓谭即是其中一个。《新论》有云：“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尝作《山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后来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
可是，至高无上的专制君王，是一群只望天佑，不怕天罚的无耻之辈，群臣进谏，说重了将犯送鳞，引起震怒，说轻了又无济于事，汉成帝虽说不上是拒谏饰非的暴君，却也不是从谏如流的明主。刘向、谷永上书直切，成帝也只是“心善其言”，“然终不能用”。何况赋体雍容，劝十讽一，作者写赋，必搜罗奇事妙语，推类极至，磅礴宏大，渲染得无以复加，然后才归结到正道上来，稍事讽谏。讽谏之辞并不明显，全靠自觉的统治者细心领会。否则，读之者佯若不知，就会“劝而不止”。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武帝读后，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王充《论衡·谴告》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孝成不觉，为之不止。”正是指的这一情况。况且既是应命制作，自然首先得讨皇帝欢心，就像徘优弄臣一样，有违赋诗言志、采风观俗的古训。鉴于此，成帝末年，扬雄除了用赋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与牢骚而外，“辍不复为”了。他晚年作《法言》还对此事作过反省：“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注＇
三、潭思浑天术 草拟《太玄经》
扬雄不再作政治讽喻赋，又不愿卷入外成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他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为将来撰写《太玄》作准备。本传说：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后，遂“大潭思浑天”。四川自来有重视天文历法的传统，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概周灵王时，明于历数的苌弘贬死于蜀，天文历数之学遂传于巴蜀。至西汉洛下闳而大放光华。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汉武帝时徵诣待诏太史，与太史公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同造《太初历》，他的成绩是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瑞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浑天仪（又称员仪）来模拟天体运行，计算时节，比较合乎天体运行规律。因此自《太初历》制定之后，历代历法都只在此基础上作某些校正，无根本改变。蒙文通先生又考论：“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是古巴蜀文化的特点。”＇注＇扬雄的前辈学人，司马相如擅文赋，洛不闳长天数，严君平兼黄老、卜筮，扬雄既从严君平肄业，传习黄老、易卜之术，是一位思想家；又依仿相如为辞赋，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今又传洛下闳之业，研算天文历法。于是，古代巴蜀传统四学，兼而有之，最为全面，最为博洽。
扬雄接受“浑天术”还有一番曲折。自洛下闳被诏入都后，蜀中似已不传浑天之术，故扬雄初时传习的是盖天说。桓谭《新论》：“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天以为盖，常左旋，日月星辰随而东西，……余难之，……子云无以解也。”＇注＇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为代表，认为天如车盖，地如车舆，天盖自东而西旋转，日月星辰也就随之出现东西交替。这显然只是古代先民们观察天文现象的直观感受。扬雄到长安待诏黄门后，才改习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地如鸡蛋，地和天宇的关系就象蛋黄与蛋壳的关系一样。天地皆乘云气和水而立，天旋地转，彼此互有上下，因而呈现出日升月落。节候变化现象。这显然比盖天说要进步得多。扬雄改从浑天，主要得力于两个人，一是同辈讲友桓谭，二是当时在黄门作浑天的老工人。《新论》说：“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达其意。’”“黄门作浑天老工”，即黄门官署中能制浑天仪的老工人，他告诉扬雄，年青时只能按照设计图纸和尺寸，依样制作，但不知道其中原理。但是，桓谭却是能知道其中奥秘的浑天派学者。桓谭字君山，成帝时亦为郎，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功＇注＇。辨析的内容，当然包括天文学。《新论》还记载了一场戏剧性的故事：桓谭曾与扬雄一道奏事，坐在白虎殿廊虎下等待回报，因天气很冷，就背对作太阳取暖。一会，日光离开人背，不再照晒着他们了。桓谭借此对扬雄说：如果像盖天论所说天盖西转，日月西行，阳光应该一直照着我们并向廊庑的东头深入，不该离开我们。现在日光离去，正好证明浑天法则，太阳乘云气浮沉，改变了方位。扬雄受此启发，立即改信浑天说。从此成了浑天说的忠实拥护者，并公开与盖天说论难，著《难盖天人事》与之论战＇注＇。其《法言·重黎篇》说：“或问浑天，曰：洛下闳营（阐明）之，鲜于妄人度（计算）之，耿中丞（寿昌）象（模拟）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请问盖天，曰：盖哉盖哉，应难（论难）未几（近于道理）也。”认为浑天说与天体运行规律十分接近（几），而盖天说则于事无验（未几）。
尤其可贵的是，扬雄运用浑天说原理入《太玄》，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自序说：“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正是讨论用浑天入《太玄》的原理。
扬雄作《太玄》，具体在哀帝朝。当时，外戚丁氏、傅氏及佞幸董贤先后当权用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依附他们，多平步青云，起家为二千石大官。扬雄不屑同流合污，无所依傍，淡泊自守，草拟《太玄》以寄托天人之思。有无知之徒嘲笑他“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以便“历金门，上玉堂”，谋取荣华富贵。却来作《太玄》，为经五千，为说十万，虽然“深者人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巧思极虑，可以说是无思不用其极了。可是还是“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官卑职微。岂非为玄不玄，功夫未到，“其玄尚白”乎？对此，扬雄作《解嘲》一篇，忠告热衷进取的势利之人：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现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囗（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守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异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囗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
嘲笑他作《太玄》的人今已不可详知，但在众人尽皆弃竞于势路利津的当时，作这样一件自苦无益的事，实在令许多人不能理解。本传载，《太玄》书成，刘歆看后，对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利禄，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答刘歆书》亦载；“（张伯松）又言；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与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抵粪，弃之于道矣。”张伯松即张疏，鼠低即鼠穴，牛场即牛栏。张氏也是扬雄的朋友，对扬雄所作《方言》十分推崇——“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但对《太玄》独不推许，比喻为鼠窝、牛栏中的粪肥，如果被采用则可生长五谷，滋养人民，如若不用则形同粪土，被弃道边。王充《论衡·齐世》甚至说：“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可见，对扬雄作《太玄》不理解的人当时大有人在。
他清楚地看到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预测到得志的当权者们乍荣必乍衰的前景。他不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