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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经概说
儒家经典，与宗教圣经讲述神功异迹、清规戒律不一样，是关于先民实事的记录，是为人之道和处世之方的教科书。《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外，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都有类似的阐述。概言之，《诗》是用以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书》叙述先王政事，具有历史经验；《礼》记载行为规范，节制人的言谈举止；《乐》煊染和乐之情，激发人类好善之心；《易》阐发阴阳运行，以明变化之理；《春秋》反映等级名份，实为礼义之大防。六经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共同完成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缺一不可，故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亦曰：“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玉杯》）
诗 又称《诗经》，为篇三百有五，故称“《诗》三百”。是孔子选编的古代诗歌总集。儒家认为，《诗》发于性情，内有哀乐之心，则外发于声音言辞，声成为文字就是诗，音合于韵律就是歌。诗歌就是人们感情的流露，故《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歌者也许纯粹是感情的流露，但闻之者则可以知民间的喜怒哀乐，观为政之得失，此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古代有采诗制度，设行人之官，孟春之月振木择于路，采集诗歌。回朝献于大师，大师协比音律，奏于天子。王者即从献诗中观知民心政风。《礼记·王制》曰：“王者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此之谓。另一方面，卿士大夫在外交、雅集之时，也常常用诗来表情达意，这在《春秋》时更是一代文雅风气，故《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是古人借《诗》言志的委婉作法。相传古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去其复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上采《商颂》，下尽周室，共“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制为定本。这就是《诗经》的起源和积集过程。六经中，《诗经》是孔子最早整理的一部经典，《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诗》排在四经之首。自兹而后，《诗经》传授不绝，形成了气势颇大的《诗》学。
在儒学传授过程中，关于《诗经》有所谓“六义”、“四始”、“二南”、“正变”等《诗》学义例问题。六义，《周礼·大师》又称“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六诗各有寓意，故经学家又称为一六义”（《毛诗序》）。孔颖达说“风、雅、颂”是“诗篇之异体”；“赋、比、兴”是“诗文之异辞”。风分十五，《周南》、《召南》为其首，各系一国之事，为侯国诗章。雅分大、小，系天下之事，为王政之诗。颂分商、周、鲁，美盛德之形容，为歌功颂德之篇。赋者铺也，铺陈言辞，直叙其事。比者喻也，歌他事以喻此事。兴者起也，先言他物以引出正题也。前三者讲诗篇的体类，后三者讲诗歌表现手法；前者属文体学，后者属文章学。“四始”指《诗经》四种体类的首篇，即《史记》所谓“《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记住始篇，以免篇简错乱，此四始本意，后世关于“四始”阴阳五行化的说解都不可信。“二南”即《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一，二南问题古来纠葛最多，都为臆说，金景芳先生解“南”为任，周南即从周公所主之国（“自陕而东”）选出的诗篇，召南即从召公所主之国（“自陕而西”）选出的诗篇。“正变”：内容纯正，可为师法的诗为正诗；内容有怨刺，值得引以为戒者为变诗。《诗经》自孔子删定之后，儒者口诵心记，世代相传不绝，秦始皇焚烧诗书，《诗》即因深藏于人们记忆而不绝。汉兴，传《诗》有三家：齐、鲁、韩，立于学官，都是今文。鲁国申公（培）所传，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又有诗古文：相传孔子授诗子夏，子夏作《诗序》，四传至河间大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号为“毛诗”。今文诗倡以“四始五际”之说，颇陷于机祥。《毛诗》重名物训诂，质实雅正，大重于时。郑玄为《毛诗传笺》，三家遂废。其后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存而无传，后之学者唯毛诗是依，唐《诗经正义》即取毛传郑笺，以为定式。
书 又名《尚书》。是古代档案资料选编，《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即指此。相传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删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几百篇。又作《书序》揭示作者之意，排安先后次序，这就是《尚书》。《书》有六体：典、漠、训、诰、誓、命，皆远古帝王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使用的文献名称。汉以来盛行“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实为谬说，《尧典》、《禹贡》、《洪范》等即是记事之篇，实无“记言”之科。《书经》选自历代档案文献，记言记事俱有，故孔子、庄子都说“《书》以道事”，并无《书》以记言之说。儒家以为《书》记先王前言往行，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获得仁行义方的启示。《尚书大传》说：六篇誓辞可以观义，五篇诸文可以观仁，《甫（吕）刑》可以观刑，《洪范》可以观法，《禹贡》可以观九州之事，《皋陶漠》可以观政治之术，《尧典》可以观尧舜美德。儒家主张从寻常处看到不寻常，从一般中看到不一般。以今天的眼光看，《尚书》的文章，自《盘庚》以下多出实录，以前则多是故老相传的口碑资料。佚《家语》载：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知孔子在世时《书》学已有专门人才。至秦焚书，儒者藏书壁中。汉兴，济南伏生发取其书，亡数十篇，得29篇，以汉隶写录，是为“今文《尚书》”。汉代立于学官的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是今文。景武之际，又得孔子壁中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多得16篇，是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藏之秘府，后来民间稍有传授，但终不甚显、至东晋时期，梅颐献58篇本的《古文尚书》，并有传注，说是孔安国所作。风行于南北朝，唐修《正义》，亦用该《书》。后来，南宋吴（木或）、朱熹对后出古文《尚书》以文字浅显提出怀疑；明人梅囗作了进一步论证，至清阎着璩、惠栋而成定说。
《十三经注疏》本，即沿用梅颐所献《古文尚书》，其中包括与今文29篇相同的33篇：即《尧典》、《舜典》（今文合于《尧典》）、《皋陶谟》、《益稷》（今文合于《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诸》、《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今文合于《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今文所无25篇：即《大禹漠》、《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诘》、《汤诰》、《伊训》、《大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囗命》。
宋、明、清代学者一般认为，梅氏所献多出的25篇，是梅氏伪造（也有人说是王肃伪造），58篇传注亦是梅氏所撰。不过清人还承认，伪《书》文字多系缀拾古书所引佚《书》的零篇断简而成，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只要知其来源，校以原文，仍可引据。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发覆伪《古文尚书》根抵甚详，是清代辩伪的代表作。不过，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篇》引十八家《晋书》，列举了古文《尚书》自西晋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到梅赜（即梅颐）的传授世次，还指出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边（处）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前儒错误地否定了古文《尚书》这一传授记载，已经陈梦家、蒋善国、李学勤等先生考定证实。根据《帝王世纪》辑本，皇甫谧当时已引及《五子（之）歌》、《伊训》、《汤诰》、《仲扈之诰》、《君牙》、《伯囗》（即《囗命》）。还征引孔安国传两处。此外，仲长统还引述过《周官》，应劭引《泰誓》，徐干引《蔡仲之命》，郑玄引《伊训》、《周官》，郭噗亦引孔传等等。前贤已多有指出。可见58篇古文《尚书》，在梅颐之前（甚至早在东汉中后期）即已流行，广为学人征引，师传有自。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儒指责是伪书的古文《尚书》孔传，与王肃《书》学不合，古文《尚书》及孔传也不可能是王肃所撰。因此，尽管古文《尚书》问题已历经宋明清以及近代学人研究，定为伪书，但是面对这样多难已解释的现象，仍有学者主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礼 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从历史的角度看，礼起于俗。二者的区别在于：俗本于自然，礼出于制作；俗是礼建立的基础，礼是经典化了的俗。儒家对礼的起源补充了许多哲学的论证，一则以为“礼本于太一”（《礼记·礼运》）。在阴阳未剖，天地未形之时，礼的根据即已具备。天地既分，礼就形成了，如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动物界的长幼之序，即是礼的最初形式。一则曰：礼本于性情。此说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生性恶，性恶必有争，有争必生乱，故圣人制礼，节之以度，文之以礼，以绝乱源。儒家还说，早期的礼十分繁杂，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当是包括礼与俗而言。今流传下来的所谓“礼”有三种，即《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又称“士礼”，是关于士人婚丧嫁娶、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