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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阔的视野出发，探讨黄庭坚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
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我们需要了解宋代知识阶层的情况。知识阶层，中国古代称做士，
后来又称士大夫，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承受者。我觉得，研究中国文
化，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之形成及其流变，是
研究不透的，但在这点上，过去恰恰为人们所轻视，或遭到粗暴的否定。50
年代林庚先生探讨李白的思想性格，曾用过“布衣感”一词，企图以此来探
索和把握盛唐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但却受到不公正
的对待。从此以后，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对文学主体的探索竟成为禁区。
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研究作家所生存的文化圈，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文人
心态，是摸索创作心灵的必然途径。宋诗的特点，也恰恰与那一时期文人的
经历、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对唐宋历史与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闭目一想，
唐代和宋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行为举止，是可以区分得很清楚的，虽然
这些区别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还需要经过思考和研究。我个人以为，在宋
代文人中，黄庭坚似乎更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更能代表那一时
期士大夫的优点和弱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哪怕是稍稍的涉足，也定会
拓展古典文学研究的地域，引起人们在学术上的创新的兴趣。
第二，要有一个宋代文学编年史。黄庭坚生活的年代，是宋代学术文化
高涨的时期。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工艺，以及哲学、史学、音
韵训诂等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黄庭坚的博学，他的才情，他的诗歌艺术，
需要从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去加以理解。这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努力提供
一个产生众多杰出人才的社会环境。我们还缺乏一些基本事实的说明，例如，
黄庭坚进入文学领域时，北宋的诗坛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已经有多少诗人
在进行活动，有哪些诗人已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又譬如，
受黄庭坚影响而写作的年青诗人，后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江西诗派的，他们
在北宋后期是怎样活动的，黄庭坚与他们有哪些交往，彼此来往有哪些特点；
又譬如，吕本中是在什么时候写出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他作这个宗
派图时与哪些诗人交换过意见，他们的经历如何，在重大的政治变动中态度
如何，给他们的作品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基本事实都需搞清，才能对黄庭坚
的创作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要搞清这些事实，我以为最好是作编年史，
它将会给我们一个纵横交叉的、立体的认识，更便于作宏观的考察。关于文
学史研究的编年写作问题，我在《文史知识》1986 年第十二期《关于唐代文
学研究的一些意见》中有所阐述，请读者参考，这里就不再多讲。
第三，要精细地研究黄诗的语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歌的生
命，研究一个诗人，落脚点必须在于对其诗歌语言奥秘的探究上，否则一切
都将落空。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过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读
了海涅，会有一种幻觉，整个宇宙是说德语的。”（《语言论》）这种感觉，
我们在读我国古典诗作时也会产生。读了杜甫、李白的诗篇，我们真会惊异
汉语的奇妙的表达能力，似乎汉语经过这些杰出诗人的诗句猛然加深了它的
意蕴和内涵。对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有种种争论，但人们不
得不承认黄庭坚终其一生对诗歌语言进行了严肃而真诚的探索，而他的哪些
探索是成功的，哪些探索是不成功的，需要做细致的工作。语言的研究需要
具体，在学术工作中有时把范围适当缩小，不仅更能收到成效，有时还能从
某一局部而拓展到全体。我相信对黄诗语言作较为精密细微的分析，会有助
于对他的整个风格的认识，或许还会加深我们对宋诗的艺术风味的理解和欣
赏。
以上三方面，都需要化时间，化工夫，我们希望研究者能潜下心力，踏
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
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可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
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
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
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
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能够承担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在经济
上是要作出牺牲的，但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赞许和好感。我也是搞编辑出版工
作的，深感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版工作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不能一致，
如何抉择，就显出当事者的眼光和魄力。这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我想
销路也不会太好。这里我倒想起了当代美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的
一段话，他在为中译本《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北京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版）所作的导言中写道：在他写完这部著作后的3 年中，这部手稿曾被
美国17 家大出版社所拒绝，后来对原稿删减了十分之一，才勉强为英国一家
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出版，老板神情阴郁地对作者说：“我们印了五千册，
我们还在求神保佑。”而后来，即到欧文·斯通写这篇导言时，这本书已经
翻译成80 种文字，销出了大约2500 万册，《梵高传》成为全世界向往生活、
向往艺术的青少年读者最为仰慕的书籍之一。不过，这中间毕竟经过了将近
50 年的时间，可见一本书，那怕是件艺术珍品，要被人所知，是多么的不容
易。我相信，黄庭坚的作品一定会为自己开路，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的辛
劳将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报偿。
1986 年11 月
注：该文是为《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所作的序。
学问追求与世俗超脱
近十数年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地区，词的研究似乎已成为
宋代文学的热点，而豪放派的词人与词作，又更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关注。这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豪放派词人胸襟开阔，情调高扬，特别是从南北宋之际
开始，又因他们的词作系念于国家的安危、生民的哀乐，对于常有忧患意识
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是更能牵动他们的感情的。（当然，在具体的
研究中，人们其实对婉约派词也表现出深沉的爱好，另外又有一种想摆脱豪
放、婉约的传统模式而独创清丽一格的词，也是深受欢迎的。）我因为工作
缘故，也出于个人爱好，对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确也是关心的，从中也受到触
发和启示。但久而久之，却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产生。读着一些看似新奇的
论点，细究起来总觉得浮在纸面上，看了几篇之后，种种宏论也就随着一些
闪烁的词藻而终于轻飘地消逝。这样的感觉已非一年二年，而现在，读到黄
珮玉女士这部沉甸甸的关于张孝祥的专著，过去那种不满足似乎得到一种理
性的解答，那就是：
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学术，真正要有所前进，还得靠实学，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得以走向整体的成熟。
关于张孝祥，过去不是没有研究文章，但说来很可怜，除了安徽宛敏灏
老先生那篇几万字的《张孝祥年谱》外，实在见不出有像样的专门著作了。
但尽管如此，种种宏论，各式各样的赏析文字，竟是接连不断地在一块远非
厚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我们的研究能够在这种状况下达到繁荣昌盛吗？
黄珮玉女士的这部《张孝祥研究》，给人一种充实感。我觉得，它所蕴
含的学术上的意义，已远超过书中论述的一个个具体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
也都有极堪学人注意的独立的价值。
全书对张孝祥的生平、词、诗、文、书法、文集版本作了全面的探讨。
著者对每一章节都倾注全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著者是写得很累的，但
唯其如此，使读者获得一种来之不易的厚实感。著者似乎不放过张孝祥生平
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也会安排一长串材料。我知道著
者是没有考证癖的，但似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迫使她去穷搜究讨，这种不
厌其烦的心态不是更能表现出一种以全身心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吗？
有不少地方确实发前人所未发。如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过去的一些
文献记载总抱有一种为贤者讳的态度，实际上是视此为张孝祥一个不小的疵
点。书中引用详确的材料，说明张孝祥实在与汤思退没有政治上的牵连，更
从张孝祥一生的大节着眼，清晰地表明张孝祥与汤思退之间在事关和战的大
局上明显地划出一道界线。又如从绍兴二十九年罢官至建康留守，过去的研
究对这几年实在未有触及，以至形成张氏行迹中的一段空白。著者则从为人
忽略的常见材料中，写出那一时期宋金采石之战前夕，张孝祥出于对国事的
忧虑和关怀，奔走大江南北，向一些主战派人士进言，希望朝廷能作积极防
御的准备。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著者还利用前些年在江苏省江埔县出土的其
子张同之墓志，勾稽出这位豁达大度的诗人兼政治家，在年轻时还有一段爱
情婚姻的悲剧。陈寅恪在概括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出三点，其中之一
即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作综合的考察。著者在论述张氏的爱
情悲剧时，确是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近代中国学者开创的传统治学方法的。
我真佩服著者身居香港的繁华之地，而能沉潜于原始资料的搜讨。顾炎
武在《日知录》自序中曾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
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
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
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覆寻究，仅得十
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这番话表现了顾炎武对当时有些人以贩卖现成
旧材料自诩的讽刺，以及对自己治学的严格要求。黄珮玉女士确实也是如此。
她所引用的宋代史籍、文集、笔记、类书、方志，既有常见书，也有生僻书。
即以她所考的张孝祥之子同之事迹，所引之书，根据我所记录，以论述之先
后，即有弘治《滁州志》、《宋会要辑稿》，陈傅良《止斋集》制词，《历
阳典录》，桐城《浮山志》，陆游致张同之诗二首，以及周必大《文忠集》、
张镃《南湖集》中诗各一首。应当说，对张同之的考述，并非全书最为用力
之处，但即使如此，所引之书已非一般，由此也可见著者是以怎样一种严肃
的态度来从事于此的。
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有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写这样
的传记，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
作家的生平事迹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
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核验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
变化，要做到这套传记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价是如何的
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生平的再探索必须以此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是
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以达到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做成了，则将是一项中国
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从事
专书的研究，这是深层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
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宋代
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著作分别作了专题性的研究，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基
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从这样的一种研究格局出发，作为一个大陆的古典文史研究者，我确实
感到应当感谢黄珮玉女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它会使我们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学术上的责任，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能有一个较高的品位。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黄珮玉女士是我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