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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青有为的学生在这些外人手下工作。容闳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使政
府根据西方方式改造中国的行政机构，使它们根据西方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
革”。
可见，这所谓西方模式，确实并非美国人的假设，而是19 世纪一批中国
知识阶层的真诚的追求。当然，历史的进程到底也证明这些都不过是美丽的
幻想。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好几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从中国而不是从
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
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这种说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新鲜和深刻。我们会说，
我们不是老早就这么看的吗？但我想，一种认识，看起来似乎再简单明白不
过的了，认为人人都能理解的，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就会硬是不被承认，直
至那一时期过去，人们迎来另一时代环境，回头一看，才明白原来早就应该
如此。我们自己的经历，譬如“文革”时期的一些提法、做法，事后回想，
不也正是如此吗？
时代决定意识。美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的这种趋向，反映了二战后整
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情况。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与作
用日益明显。过去，西方总是以自己为核心来看待他种文化，把西方的经验
看作是所有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普通道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
盾，在美国特别是越战后对社会心理所造成的震动，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有
识之士，从自造的文化囚笼中走了出来，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广
大世界，使他们感到这一块世界确有他们所不及之处，于是，西方中心论就
在烂熟了的西方文化体系中日趋瓦解。第三世界文化创造的被认识，这应该
是本世纪后五十年世界文化新进展的一大标志。
实事求是地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本书的正面阐述中还不是
很充分的，有些地方又稍嫌枝节、散漫。但是，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解
决它所面对的历史时期的所有问题，正好象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来解
决他所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一样。主要应看他怎样提出问题。容闳在19 世纪
腐朽没落的封建末世，提出向西方学习，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来造就新
一代的读书人，这虽然是空想，却永远可以给人以启示。柯文在当前整个世
界文化的转型期，提出不能以西方模式套用非西方民族的历史，要重视各民
族自身的传统，这看起来与容闳的想法正好相反，但也仍给人以有意义的思
索。历史就是这样使人们在沉思中提高自己的。
细活与精品
——从两本冷僻书谈起
目前见到中华书局所出的两本新书，一本名《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
一本名《出三藏纪集》，苏晋仁、萧炼子点校。这两本都属于中华书局80
年代以来所编的两套系列丛书，前者为《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后者为《中
国佛教典籍选刊》。
按照现在时髦的炒热书标准来看，这两本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冷僻书。
光是看书名，一般人恐怕也未必能全懂。但很奇怪，这两种书印数倒不算少，
《帛书老子校注》印5000 册，《出三藏纪集》印4000 册，比起前些年一些
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书，印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我一向认为，如果想真正读点书，如果想真正搞点学问，最好不要去追
求什么热，这种热，看似热气腾腾，一会儿就灰飞烟灭。时下新编的大书多
得是，什么“大全”、“集成”，什么“汇编”、“集览”，什么“世纪性
丛书”、“全球性系列”，你仔细去翻查一下，不少就是东抄西捡得来的。
正如顾炎武所说，当今人纂辑所谓新书，正像有些人铸钱那样，不是从原始
铜矿中采来，而是贩买来旧钱，稍作改铸，既已粗恶，又将古人传世之宝割
裂挫碎，不存于后，实在可惜。我看，顾炎武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出版界存
在的散、滥现象来说，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刚才提到的两本冷僻书，就不是如此。为使读者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请允许我在这里稍作一些解释。
《老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典籍之一，但传世的《老子》一书，各种
校注本虽然众多，但都属魏晋以后。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
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提供了西汉初期的两种抄本，这是我们目前所
见最古老的两种《老子》本子了。这两种本子，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
读本，其中有不少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出土时又因自然损坏，文字又
有残缺。但是它毕竟是时代早，较多地保存了《老子》的原貌。通过校勘，
可以证明，后世所传的《老子》各本，文字多有讹误，被后人改动之处甚多，
往往因一字之讹，意义全非。据校注者介绍，如今本“无为而无不为”一句，
世传各本不止出现一次，已成老子学说中的名言。但在帛书《老子》甲、乙
本中，根本无此一句，而只有“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无不为”应当说
并不出于《老子》，而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产物。于此一例，即可见出帛书《老
子》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这一校注本，是以三国曹魏时王弼注本为主校本，另取敦煌本、道
观碑本、历代刊本计33 种为参校本。除校勘外，再作异文辨证、经义解释。
我曾计算一下该书所用的参考书目，从唐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音义》起，到
今人王重民《老子考》、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共有160 种之多。这一简
单的数字，就可想见校注者所下工夫的繁重与艰辛了。
《出三藏纪集》是南北朝齐梁时僧佑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奇书。其书
共十五卷，记述了汉以来迻译的佛典，译人姓名，翻译过程，译场规模，传
播源流与内容大意，更有好几卷译人传记。要了解佛经早期的翻译史，这是
一本必读书，后世有名的几部书，如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智升的《开
元释教录》等，都无不取资于此，以踵事增华。但很奇怪，清朝修《四库全
书》，却未单收此书。
现在这一校点本，收集和参阅各种佛经藏本及后世的有关著作，加以细
心的校勘标点，非常方便于今人阅读。读者只要读一下序言中摘出的传世好
几种本子的断句错误，就可见出点校者的学识了。书后附经名、人名、地名、
寺名、年号索引，就有121 页之多，可见其认真细心之程度。点校者之一苏
晋仁先生，现年已80 多岁，一生从事于僧传的研究。我曾读过他发表于《世
界宗教研究》1985 年第1 期上的《佛教传记综述》一文，此文对传世与已佚
的僧传，作了全面的考查，颇见工力。有了这样的学养，再加十许年的实实
在在的操作，就不难想见此书所蕴含的宝藏了。
记得1958、1959 年间，出版界对于“慢工出细活”，是狠加批判的。当
时是着眼于多、快，认为细活有什么了不起，慢工更在批评之列。时下虽然
没有对这句话有所议论，但实际上仍对此是看不上的。所幸的是，我们毕竟
还有这样的细活，这样的细活确实是出于慢工。由这样的慢工制造出来的细
活是真正堪称精品的。
我又想，这两本书，如果拿到图书评奖会上去，多半是评不上的，因为
一是内容实在过专，过专未免冷僻，使人无心一顾；二是所谓校勘、注释、
索引，不是当今造书、作学问的热点。但我敢说，这两本书比起一些广告效
应的书来，是更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学术书，不必看奖牌，而应看在一
定学科领域内是否被人引用以及所占的学术位置。这才是真正学术著作的品
位，也是它不可代替的骄傲。
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悦
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就
学识而言，自从他于1980 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以来，短短
10 年，他在学术上的进展是如此的惊人，无论是审视近10 年的中国文学思
想史的研究，还是回顾这一时期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他的著作
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
研究层次的提高。这不是指他的作品的数量，比较起来，他的专著，他的单
篇论文，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数量不能算是最多的，我是指这些论著的质
量，特别是他的几本为数不多的专著，总是为学术界提供精品，无论从立论
上，研究方法上，以及整个行文的风度上，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
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
就人品而言，最能体现他的精神风貌的，我以为是本书《后记》中最后
的一句话，就是“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同样的意思，
也表现在他为《文史知识》1990 年第10 期治学之道专栏所写的《路越走越
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中的结束语：“我能说的唯一一点
经验，就是我在涉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虽步履艰难而始终感受到无穷乐
趣，这或者就是甘于寂寞的力量之所在。”话很短，但感情很重，只有充分
了解他研究生毕业以后很长一段的坎坷经历，才会真切体味出这些话的分
量。他自己说，自从上大学至今，35 年来，能够真正坐下来读书作文的，只
是近10 年来的事。我曾听他讲述过如何在赣南山区跋涉流落的行迹，听了使
人心酸，但宗强兄讲起这些来，无论感情和语调，都是平和的。他分析古代
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是很推崇道家思想的影响和贡献的，但他的为人，我
总感到于儒家为近，特别是对友朋，温厚之至，而对自己，却似乎恪守君子
固穷的古训，表现出类似于清峻的风格。
这使我想起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话。陈先生1929 年作《清华大
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
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陈寅恪先生一生是以此
自律的。俗谛的范围可以包括很广，他最鄙视的是以学问为利禄的工具。他
总是把学术的分量看得很重。他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处于那样一种辗转流徙
的境地，特地为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编》作
序，盛赞杨先生“持短笔，照孤灯”，甘居寂寞不废著述的风概，并有为而
发地说：“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
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这几句话，表现了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一种对从事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自信。在同一时期，他在寄杨树达先生的一首
诗中，前一句说“蔽遮白日兵尘满”，是那样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后一句说
“寂寞玄文酒盏深”，自甘于寂寞，在学问的研索中求得自慰。象陈寅恪先
生这样的一种学术心态，是为“五四”以来我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也
正因为此，近三四十年来虽有不少人经历种种坎坷曲折，只要他们能有机会
做学问，他们总是如陶渊明所说的“量力守故辙”，为学术事业作出自己力
所能及的贡献。
前面说过，宗强兄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杜论略》，出版于1980 年，写作
当在此前几年。他自己对这部书不大满意，那是因为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
这部书出版后我曾看过，后来我与霍松林先生共同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还请人写书评刊入《年鉴》。但那时我正忙于其他工作，只是粗粗泛览，印
象不深。最近因为要写本书《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重新阅读那本《李
杜论略》，感到这本书出版后所得到的反应与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太不相称
了。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一样，它的意义有时是不易为人所理解的。1980 年
或稍前一、二年，我们刚刚从“文革”所扫荡过的荒漠上起步，那时还只有
少数一些学术著作出现，就象严冬刚过，在初春的寒风中冒霜先开的小花，
寥落不受人们的注意。又因为人们厌恶前一时期假大空与伪饰的学风，乃一
反其道，对实证的研究感到兴趣，于是一些偏重于材料考辨的著作格外受到
重视和好评。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李杜论略》在当时的出版，现在看来，
却以其准确的理论把握和细腻的审美体认，挺立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界。书中
对李白、杜甫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
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