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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却无一不是败笔。一如马先生尽管可以为上海男人的矫情辩护，但这种辩护显然是使过了头。比如他说“上海男人会不经意地抽出随身带着的一包纸巾擦汗抹嘴，这个细节，往往在许多其他地域的小姐和女士都不具备的”，就有点儿像“泼男骂街”。事实上，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就好几次习惯性地把他的一口浓痰吐在我的烟缸里。马先生尽管可以说上海男人连看球都保持着绅士的风度，这和“西方文明”何干？况且，西方人再文明，在看球时远比中国的球迷疯狂得多。即使是绅士的发源地英国，还出过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何况，同是上海，国际的球迷和申花的球迷不也斗过殴砸过车吗？这说明，上海男人和所有的球迷（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一样都是性情中人，也会为自己所喜欢的球队的战绩牵肠挂肚。我知道马先生的本意是为了说明上海男人是如何像西方男人那样的文明，而不像“全国人民”那样土，但他以最具男人动感魅力的足球为例，不能不说是大大的失策。因为对于足球而言，不为其疯狂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足球的“老土”，不是绅士。再比如马先生尽管可以为上海男人的娘娘腔辩护，尽管可以极尽所能地美化上海男人“出不了江洋大盗，出不了车匪路霸”，但把武松、张飞、令狐冲之类的人物与江洋大盗混为一谈，不免有失于葡萄酸。什么样情况会出现葡萄酸呢？羡慕与嫉妒的并发症就是典型的葡萄酸。西哲有句话说：“人要达到某一种目标必须具备欲望与能力的平衡。”（①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马先生可能是对武松、张飞、令狐冲之类的英雄有所敬仰，但又恨自己乃至其他上海男人都缺乏这类英雄的能力与气魄，无奈葡萄酸攻心，武松、张飞、令狐冲们只好在他的笔下与“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为伍了。真是“笔若悬河”呀——我为马先生庆幸的是，他的葡萄酸只限于古代的英雄，而巧妙地回避了中国的将帅名录中沪籍的空白。否则，他定然不敢提“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的词儿。有趣的是，竟有上海人将对葡萄酸心理反扣在“全国人民”身上，说是他们当中“总是有人对上海的迅速发达难以接受……这是狐狸和葡萄酸故事的新世纪版。上海人以一贯的看淡态度继续看淡这种酸涩的口水。”（①《向上海学习》石磊等著）这话和马先生如出一辙，其意无非是：上海的发达是上海人的发达，与“中国人民”无关。“中国人民”要么移民到上海来分享上海的美羹，要么只能抱定武松、张飞、令狐冲式的“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如果日子过得不称心，“爷们儿”姿态一摆，“打老婆”或把老婆当“钟点工”使唤，也是家常便饭。孰知在“发达的上海”中寻找发达的上海人也仅是凤毛麟角。这样一比较，究竟是谁更葡萄酸？又比如马先生尽管可以把“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刷牙”和“洗脚”是讲究卫生愣说成是上海人的专利，但说“许多年前的不刷牙年代，刷牙者遭到了一致的嘲笑；许多年前的不洗脚年代，洗脚者遭到了广泛的鄙夷”就纯属无理取闹。纵横中国历史五千年，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是春秋战国吧，即使是江湖浪人到一处住店借宿，开口便是“店主，给我打盆洗脚水来”。而在马先生的笔下，上海人居然成了“遭到广泛的鄙夷”的“洗脚者”。再说到刷牙，古人颂扬的“明眸皓齿”也不是达官贵人的专利，下人当中也比比皆是。皓者，白也。牙齿不刷，何来皓齿？《水浒》中的潘金莲被吴承恩赐以“明眸皓齿”之笔时，上海还只是一个以华亭县为名的小渔村，到北宋时期才建成了青龙镇，即使在150年以前，“上海人”的名字在哪里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在马先生的笔下，上海人竟因为成了“刷牙者”而且还要遭到“一致的嘲笑”？我觉得马先生的“姚氏之笔”未免有欺世盗名之嫌。人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欠缺的一面。人们谈论上海的男人的各种缺陷时，嘲笑也好，讥讽也罢，其之余，也不会一味地否认上海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上海男人的优点。而石磊和马尚龙发表作品，以上海男人的代言人的名义，挺身而出为上海男人辩护，精神固然可佳，但辩护得像个辩护的样子，既要勇于面对，又要能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吝各种尖刻的反语、嘲讽来羞辱“全国人民”，和“全国人民”作对。我以为他们发表作品的动机是值得榷商的，如果他们都是文化人，起码也有失作为一个文化人所应具有的求实品质。
第二卷第一章
举轻若重的性格标签
当小气已成惯性
在公允面前，男人应该持什么样的性格？没有定式。但没有定式里却含有一种男人所应有的人格内涵，亦即要有男人样。任何地方的男人，都不能承受“没个男人样”之类的公允之轻。然而在这种公允面前，上海男人无疑受到了众多非议。非议的说头有很多。诸如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等习性。如果这些习性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通常人们会习惯性地予以忍让或包容。毕竟女人“小”男人“大”，若不让着女人点儿人家怎么会叫你大男人呢？但如果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在公允面前自然就显得轻飘飘了。奇怪的是，上海男人似乎并不视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为轻，反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认定惟有此，才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上海男人，一个离经叛道于“大男子主义”的上海男人。孰知固守这种习性的后面，上海男人是不是已经正滑向另一种极端呢？曾经有一个朋友和我谈起上海男人时说：“如果要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扣些什么不中听和帽子的话，那么便是——她把她的男主人身上的气都给吸走了。”这话虽是一句玩笑，但认真揣摩起来，觉得其中喻意还真不浅。因为上海男人的小气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大气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论上海现在最大的反差是什么，我便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大气与这里的男人的小气是也。小气的真正动因来自于自私。当然，人或多或少都是有自私心的，但自私心要有适度，超出了一定的适度，小气就会受到无限度的膨胀，继而成为一个人的品行。这种品行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不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的了，它甚至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伤害。因为一旦小气已成为惯性，一切与利益有关的事或物在他的眼里就统统都是排他的。上海男人的小气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所谓的“生活智慧”。比如吃馄饨数个、上餐厅拒付尾账、带小秤上市场等。这倒还不算什么“标准”，更让天下男人们匪夷所思的是，上海男人身上总是兼具一种对小便宜的难舍情结。因为有了这种情结，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机会。这种情形只要到消费场所去就可以见到：比如在酒量上最“谦虚”的向来是上海男人，但一旦到了“啤酒免费”的餐厅，他便会“原形毕露”，恨不得能把餐厅的所有啤酒全都装到自己的肚子里去；比如难得出一趟差，这一路回来定是“满载而归”，不信，你打开行李包看看，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塞满了他所经之处宾馆饭店一次性的牙刷、牙膏、拖鞋、洗发水、浴液、浴帽、信纸、信封、亮鞋擦、袋泡茶、卫生纸……而这些在外人认为是贪小便宜的行为在上海男人看来却是“人家允许拿的”，又不犯法又能得利，何乐不为？——这是他们眼瞳的小、眼圈的小。我就见识过上海一位朋友以“小气治小气”的事。那是我到上海出差时他请我去一家特色餐厅吃饭。我陪他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知道原来这家餐厅的“特色”是供应免费啤酒。菜还没上齐，我们的啤酒眼看就要见底了，我的朋友又招呼服务员添两扎啤酒来。服务员提醒说：“先生，你现在要的啤酒每扎按8元收费。”“咦，不是说啤酒免费吗？”“对不起，我们只能提供每人一扎啤酒的免费。”我的朋友不干了：“有你们这样小气的吗？这顿饭我不吃了，结账！”在我疑惑中，他真把账结了，接着他居然拉着我在旁边重开了一桌，那两扎本要收费的啤酒一下子又变成了免费酒。此情此景，我食欲全无，而我的朋友却为自己的“精明”沾沾自喜。他说自己对“小气”很看不惯，所以想方设法也要治一治他们。看着他说话间那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得意劲，我心里暗暗骂道：你他妈不应该治“小气”的人，而应该去当“小气”的人的老师！反映在上海男人身上的“小”还有很多：比如爱挑唆别人的矛盾这则是人品之小；比如爱和邻人抢占地盘则是本位之小；比如爱嫉妒爱面子则是承受能力之小；比如爱算计爱攀比则是底气之小……等等。这么多的“小”集于一个男人身上，便难免要患“小气”综合症。所以上海男人在人们概念里就是“小气”男人。“小气”男人就是“小男人”。在旧上海，若是吸烟的人向旁边的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①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男人也不“爽”。如前所说的各种事例足可为证。过去人们诟病上海男人小气时，上海男人姑且心不服但口还是服的，因而未曾见得谁在媒介上发表过为上海男人“小气”申辩的“宏论”，我想那可能是迫于社会公允的压力吧，但一旦具备了成熟的条件，这类“宏论”终将还是会有。不是吗？前些日子我在马尚龙的《我就是上海男人》中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上海男人就是那么小气。大概凭着三杯两盏的几句亲昵，上海男人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上海男人宁当施主，不当债主。上海男人也喜欢酒肉声色，但是上海男人少将酒肉作为友情的惟一载体，所以喝了酒说大话、夸海口、拜兄弟、认爹娘、开空头支票的也少，酒肉朋友也少。据说，在骗钱与被骗钱的案件中，上海男人也少。民间的经济诈骗大案层出不穷，在北方发生过，在南方发生过，惟独上海发生不了，就是上海男人普遍小气的缘故，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就冲着马先生的这段话，我以为就可以为其单起一个篇名叫“小气男人非逻辑白皮书”！为什么叫“非逻辑”呢？因为如上所云中绝大部分的因与果风马牛不相及，是马先生自己凭着想当然而“当然”的。况且，马先生使用了“大概”、“据说”之类的词，既将“小气的上海男人”扶直了腰，又恰到好处地为自己“向全国人民开炮”的文责开脱，真是一举两得。马先生这番费尽思量的偷换概念，对上海男人的小气的确不无蛊惑性和煸动性——上海男人似乎真的要以小气为荣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小气，才有资格达到马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如果不小气些，那就意味着他即使不是诈骗犯也是属于开空头支票、出经济大案的人。“非逻辑”未必真的毫无逻辑：男人毋宁小气也不能大气。“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要印证这种逻辑的可信度，上海男人就是一面镜子。问题是，除了真有生来就不长骨头者，世上又有几多男人能信得过马先生的这种荒唐的“小气定律”呢？
琐碎难以长大志
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其意是指男人不可只有小志，更不能无志。志在何处？当然不仅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之里，而是人类可知与不可知的整个世界。然而，用这句话来衡度上海男人，似乎有点离谱。为什么？因为在上海男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眼界：上海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只要身在上海，就可以管窥甚至把握整个世界的脉膊。上海男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这种眼界是画地为牢，上海也因此真正地成了造就上海男人小家子气的温床。所谓小家子气，就是缺乏胆略，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现状，爱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在常人眼里，小家子气是小女人的专利。它让人必须把相当大的精力投放在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成天缕不清理不完的“小节”之事搅得你支离破碎，你哪儿还有时间去考虑“志在四方”？然而上海男人的精细的性格注定了他们凡事不但“要拘小节”，而且对还要对小节的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愿意放过。因此人们才会说上海男人琐碎，琐碎则难以长大志，所以上海男人无大志。琐碎的男人很视利。上海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视利便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