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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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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以“来处”划界的打架群殴中,上海帮远不是东北帮、北京帮、天津帮、四川帮,甚至不是江浙帮的对手。上海男人每个人都以为以“各管各”处事则可安分守己,孰知他们在“自觉”地遵守“各管各”的“游戏规则”里,失去了多少也许压根儿就没得到的东西!自“上海男人”这个部落名字从人们嘴里叫出来起,人们概念里的上海男人就不是很正面,加上“各管各”使他们自我关闭了许多与外界接触与交流的机会,上海男人因此与外界充满着说不完的误解,他们的人际关系比任何地方男人的人际关系都紧张。或许是因为性格上的差异,许多“外人”的心理世界根本容不下上海男人特殊的处事做派,无怪乎人们茶余饭后动辄爱拿“上海男人”这个部落名字开心。
  “各管各”管的什么“各”
  上海男人十分讨厌一些北方男人碰到一起动辄“咱俩谁谁”、“有事招呼一声”之类的不实允诺,他们甚至会落落大方地承认自己的自私,若要让他们非亲非故不留名不留姓地“大公无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当然自私还仅仅是一个性格轮廓,这种轮廓需要通过各种具体表现,才能得以映衬。哪些是自私的具体表现呢?前面所说的小气、爱算计、虚荣、不厚道、耍滑头等,就是自私的具体表现。
  上海男人最普遍的做人准则是“各管各的事”,“少管闲事少吃亏”。可以想见,一个群体如果都在“各管各”,这样的群体出门在外怎样做到互相照应?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弟阋于墙,外卸其辱”。这在上海男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人说上海人最缺乏的就是人情味,朋友有难,身边若是个上海人,算你倒霉。原来我认为这话说得偏激,后来,一位从日本回国的福建老乡跟我讲了一段他在日本的经历,我再没什么可说了。如下便是我的老乡叙述的那段故事。在日本的中国人当属福建人和上海人最多,所以在那里我们大都被人冠以“福建帮”和“上海帮”之称。比如我工作的ANSI公司里,福建人和上海人就占了中国人的半数以上,照理,不论是哪里人,只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们都会有一种“故乡人”的亲近感,因为有了这种亲近,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为的是“人在他乡”,不受外人欺负。而上海人似乎对这种团队精神表现得很淡薄,即使是他们上海同乡遇到一起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被日本佬欺负时,如果身边站着的是一个上海人,这事还没闹大,他就溜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对“上海帮”没有好感。有一次我的一个老乡和“上海帮”的几个人下班晚了一起回住处,在公司大门口与一两个日本人发生口角,我那老乡本以为“我们人多还怕他们俩不成”?便和对方推搡起来,结果呢?他被人家揍得鼻青眼肿地爬了回来,那几个早已逃之夭夭的“上海帮”没帮忙也就罢了,事后还要背着我的老乡说他“真没素质”,害得他们在公司里也受连累。这话不知怎么传到我的老乡耳朵里,他气不打一处来,抓起一根粗棍子冲到“上海帮”的宿舍,冲着十几个在场的上海人骂了一顿粗话,接着威胁道:“谁敢当着我的面把那畜牲话再说一遍?”结果呢?全场居然鸦雀无声。我的老乡后来跟我说:“这事想想还真有点儿后怕。当时‘上海帮’要是和我较起真来,我岂不要被打成肉泥?”但他又说:“我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量他们一个个都是胆小鬼,保命要紧,哧,还爷们呢,我看他们连国内的女人都不如。”我能说什么呢?我总不能赞赏老乡的“亡命之徒精神”吧?末了,我的老乡还附了一句话:“别以为上海的男人在他们的地盘上那副神气的样子,只要一离开上海,他们整个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各管各的事,所以他们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的人在外面很可怜,所以上海男人在外面很可怜。”在“各管各”的“游戏规则”里,上海男人奉行的无非两大原则:一是自己不得罪人,也不容别人得罪自己;二是自己不施恩于人,也不需要别人施恩于自己。上海男人自以为照这种所谓的“游戏规则”去做可以人人平等,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其实就种“规则”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因为上海男人爱占别人便宜的弱点是“久负盛名”的,当人们透过“各管各”端看上海男人作为每一个个体存在时,便不难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各管各”还真是要看有利与无利的场合适时而用的。按我个人的理解,这种“规则”对上海男人而言有时候更像一种幌子,一种为自己在处事中“不吃亏”而专用的幌子。在这种幌子下,他们在遇到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便会理直气壮地用“各人自扫门前雪”来警示对方,然后“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一旦他有机会能为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而窃喜时,这句规则性的词儿他压根儿就说不出口了。由此看来,上海男人的“各管各”的“各”实际上就是为“利己”而用的“各”。
  “各管各”的悖论
  “各管各”的具体理解是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管好各人的事,少搀和别人的闲事,也少让别人来搀和自己的事。如果真的以此为“规则”来端看现实生活中的上海男人,我觉得似乎出现了悖论。因为在人们概念里的上海男人虽贪不了什么财,但爱贪别人小便宜这方面,却绝非只是“外人”强压给上海男人头上的罪名(上海男人之间自己也经常这样互相指责)。“贪”含有“占”、“侵”之意;而“各管各”的“各”则指“彼”与“此”之意,抑或说是彼管彼,此管此,二者互不相干。如果“各管各”中搀入了“贪”的成分,那么这种“各管各”岂不就是悖论吗?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如今的上海男人与自己的同类吃饭很时兴“AA制”。这无疑是由“各管各”凝炼而成的一种处事默契,“外人”可以从“AA制”中看到这种所谓“互不相欠”的肤表。但别忘了,“AA制”还有两种执行形式:一种是按份分为各吃各的;一种是同吃同喝,平摊出钱。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上海男人“AA制”的两种不同执行形式,就不难发现,若以各吃各的形式出现时,他会细嚼慢咽,讲究的是吃的质量,但若是把原来每个人各吃各的量全部拼在一起,让大家同吃同喝,情况就与前者大大不一样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反正“AA制”,自己不多吃一点,就会让别人多吃去;为了能让自己不吃亏,就必需让自己吃快点。因此,一旦将“AA制”的第一种形式转换成第二种形式出现在上海男人面前时,那顿饭也就会自然地跟着提速,至于什么叫吃的质量,也就无从去考虑了。尽管他们饭后付账时还严格执行着“各管各”的“规则”。在“贪”的心理作祟下,上海男人的“各管各”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智慧的含量,而且其鄙陋尽显无余。上海男人或许还会以人人都有本位思想来为自己的鄙陋辩解,孰知“本位”是可大可小的,“各管各”的“本位”有多大呢?它的基础建立在何处呢?依我看,他们的“本位”只有一个“我”字;而“本位”的基础即是“利我”。“各管各”的用意正是围绕着“利我”——这个主轴——适时适地而用的。这种“本位”门槛之精,就精在让“外人”若非伤筋动骨,便很难从他内心深处那最小值的“各”中探到随时都有可能膨胀到无穷大的私欲。上海男人听到别人说他不乐意助人他不生气,因为有“各管各”的“规则”护着他;但听到别人说他爱贪小便宜时心里一定很不爽,因为爱贪小便宜就意味着对“各管各”“规则”的冒犯。不过,爱贪小便宜的上海男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爱贪小便宜。但凡他从别人那里所占的小便宜,那只是别人认为是小便宜而已,他是有绝对的理由说明他所得到的都是他应该得到的,而不是“贪”来的。上海男人生来就具有“玩弄本末”的天资,若是有一百条理由让上海男人拥有了其中的一条,那么他就能把拥有九十九条理由的对手掰倒。这听起来好像也很悖论,但惟有上海男人却能顺理成章。说来也是,既然他们能把很悖论的“各管各”“规则”精巧地玩弄于股掌,在此“各”与彼“各”利害关系已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他们还有什么悖论玩不出像模像样的真理来呢?
  第四卷第三章
  关于“精明”的刍议
  
  “精”不在“明”处
  我承认上海男人很精,但要说他们很精明,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真正的精明应该冠予智慧全能型的人,而不应该冠予那些只精于巧,精于算,精于细,但就难精于明的人。上海男人恰恰精难于明,却能得到人们对他们“精明”的公允,这实在是有些滑稽!前些日子,我在《南方日报》读到古清生的一篇题为《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的文章。文章讲了一则上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故事:“1905年元月,上海商人、大世界的创造者黄楚九在其法租界汉口路的‘中法药房’推出保健口服液‘艾罗补脑汁’,药瓶的商标上印着洋人头像,标着‘Dr。T。C。Yale’字样,暗示此药为洋博士所制,并附有英文之功效说明,一时销售甚佳。不料,此时,一个外国盲流找上门来,自称是艾罗博士之子,指控黄楚九侵其父专利权牟利,要跟黄楚九对簿公堂。黄楚九何等人也?立即公开认错,广泛宣传,付专利费数千元,变敲诈为做托,大炒一把,使其‘艾罗补脑汁’销路广开。上海男人的精明,在黄楚九身上可见一斑。”但古清生似乎并不钦佩上海男人的这种所谓精明。因为即使像黄楚九这样后来能“精”出个“大世界”来的人,在手段上也是“阴阴”的。“精”不在明处,不是很地道,以此类推的其他雕虫小技,自然也就摆不上桌了。于是古清生给上海男人的“精明”又做了四个方面的概括:一则工于算计;二则不跟人走;三则扬己长,求他异;四则性格的雌化——谓之四大精明。和众人的评说一样,古清生也用“精明”解释了上海男人的“精”,而此“精”,用南方人的话说,叫“利害”,亦即“被利所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海男人习惯性地把“精”都用在势利得失上了——为了势利,没有算计他人的本事不行,没有扬己所长、求他之异的本领也不行,不学点妇道之技更不行——如此之“精”,其他城市男人不是不会使用,只是不愿意去使用,惟恐使上了瘾,会被人当做女人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上海男人的精明”在上海人看来是褒义,但在外地人眼里未必是褒义。由于上海男人的“精”难于明,故而“上海男人的精明”之说无疑扭曲了“精明”的本义。自以为精明的上海男人不要不服气,不信,你试着去表扬一个外地人说他很精明,他一样也会很高兴;但你要是说他很精明,后面再加个“跟我们上海男人似的”,对方一定会翻过脸叫起来:“哇塞,你这是在骂我呀!”精明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靠智慧生存的能力。它与只工于精巧、精细、精算的上海男人不能类比。所以,上海男人并不精明。也有人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比如易中天说:“我们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何况上海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①易中天:《上海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比如杨东平说:“上海人固然精明,不过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可以共事。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①杨东平:《北京人与上海人》)我觉得二位前辈的说法和现实中的上海男人似乎融不到一起。姑且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站得住脚吧,那么二位前辈又是用什么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从中看到他们“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看到“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双悖论呀!依愚之见,即使是在上海,但凡竞争中能成为“公开的对手”的上海男人真是门可罗雀,人防人“背后偷袭”的却比比皆是。我有一个上海朋友在上海做广告生意,他在一个项目竞标中就遇上了同是上海的同行,眼看他就要胜了,冷不丁却来了税务稽查,他不得不顾此失彼,眼睁睁地看着实力比他弱的对手去中标。而他遭此劫,恰恰就是对手在背后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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