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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芒罗写的一篇题为《东亚经济应该选择的道路》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并不是亚洲经济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遇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贷款银行与任意浪费资金的企业家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与政治家互相勾结的关系。只有下决心对亚洲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进行整顿，彻底消除这种建立在“人为关系”基础上的金融体系，亚洲经济才能获得健康和长期的发展。
亚洲经济模式已过时
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亚洲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他同时警告说，他的机构不愿意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康德苏在出访韩国之前指出，所有的经济模式都不是永恒的，它们“在一段时期管用，但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它们也会过时并且应当被放弃”。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相反，应当采取“一种更具有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康德苏接着说，这个制度“应当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形势中的作用，康德苏强调：“我们不愿作最后资金的贷出者，因为一旦出现了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来求救。我不想作出这样的保证
——如果哪个国家出现问题，将会得到我们的资助”。为此，他还警告说，“只有在我们认为采取了适当措施的情况下”，这种援助才可能。当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作法时，康德苏指出，他的机构向所有国家提出了预算平衡、货币政策和经济开放方面的要求。此外，他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它采取“反垄断措施”，以及“关闭那些名不副实的银行，因为它们只是些背靠国家预算、向亲朋好友分发贷款的机器”。关于一些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康德苏表示可望出现“一种复苏”。他提到，“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全力加快其金融制度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性质变了
12月1日法国《世界报》刊登题为《亚洲的危机，世界的麻烦》的文章。文章说，从冲击波冲击到香港和台湾、破坏韩国和日本的稳定的时候开始，这场危机的性质就变了。六个月来，亚洲金融市场的持续下跌突出了该地区经济的深刻弱点。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火车头作用的亚洲在今后若干年里再也不能起这种作用了，亚洲必须改变发展模式。文章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将受这次危机影响而放慢，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估计会下降0．5至1个百分点。文章警告说，如果受到经济衰退威胁的日本同意让其货币贬值至135日元或14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那就可能导致亚洲出现新的货币贬值浪潮。
国际资本流动不稳定性潜伏危险
12月2日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说，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是拉美国家在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一大挑战。伊格莱西亚斯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次美洲财政部长会议发表讲话说，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产生严重危机的危险，因为，既要保持适合于每个国家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而又要能得到大幅度参与国际市场的好处，这是困难的。伊格莱西亚斯说，第一步要做的是）使东南亚市场金融体系得到加强、发展和现代化。他还说，即便是调节资本流动最有力的金融体系，也不大可能缓解既要实现推行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又要具备抵御来自国际资本市场冲击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不管怎样，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赞扬了拉美国家通过80年代末开始所作的努力来加入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意愿。伊格莱西亚斯指出，这种意愿得到了考验，他强调说，解决1994
—1995年金融危机的结果，并未使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私有化进程倒退，相反而是得到了加强。尽管他告诫说亚洲危机的冲击还未结束，但是强调说，有数字表明，危机的影响是暂时的，尽管付出了可称之为短期的代价。伊格莱西亚斯最后说：“我们这些国家正在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对外部危机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他强调了巴西的快速反应。
第二冲击波《第二冲击波》—争执发生在东西方之间
《第二冲击波》—争执发生在东西方之间
西方认为是亚洲自已种下的祸根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罗柏·；塞缪尔森题为“亚洲金融潜伏深重危机”文章言：
在这个时代，要当一名纵横全球的资本家是很容易的事。你只要把一些储蓄放到776个从曼谷一路到布宜诺斯艾里斯都有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的其中一个里头。上百万的美国人就是照这法子做了，他们把超过3500亿元倾注到这些基金里（截至8月）。但他们对海外投资的热衷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股热情推波助澜地引发了世界股票市场的动荡，而且此刻正铺天盖地地在世界经济上投下了阴影。“资金流动”
——国际上投资资金的来往调动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投资者在众多国家当中移动资金，他们造就了经济蓬勃与衰败。亚洲的危机代表了1980年以来第三场祸延全球的剧目。在80年代，拉丁阵营的主要经济体因债务危机而出现停顿不前：银行的借贷多到过了头。在1994年，墨西哥体验到于1995年终造成深重萧条的资金外流的痛楚。目前的未知数是，亚洲的衰退将会有多糟，以及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伤害有多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造成的余荡可以大到令人惊讶。在90年代，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吸纳了数目甚为庞大的私人外来资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1990和1996年之间，流入的总数达到9380亿美元。在这当中，有超过一半是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兴建工厂或办公楼。再有五分之一拨到各个地方的股票市场；剩余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银行贷款或债券来到手中。总体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受惠者（2170亿元），但墨西哥（1120亿元）、巴西（760亿元）、马来西亚（600亿元）、印尼（500亿元）和泰国（480亿元）全都有大笔资金流入。理论上说，这类资金是天降的横财。它使较穷的国家有能力减少贫穷和提高生活水准。不过，理论不是实行起来永远都一帆风顺的。许多国家对流入的资金会管理不当，银行里面可以遍地都是假公济私或无力竞争的情景；劣质的贷款得以成交，又或者跨国公司建立了太多的工厂，又或者投机活动将股票价格推到不实际的高度，以及充裕的外汇
——由海外投资者所提供的美元和日元
——供给钱财在进口上大肆挥霍。如果资金的流入放慢或掉头而去，那蓬勃的景象就会崩垮下来。这恰恰正是在泰国也就是当前危机开场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没必要的办公大楼已停止了建筑工程。劣质的贷款如毒菌般在金融公司和银行里散布滋生。股票市场一泻千里。同样的问题也伤害了其他的亚洲经济体，而且损失面扩延到它们的外国贸易伙伴和投资者身上。日本是其中一个输家，因为其他亚洲经济体吸收它超过一半的出口，此外也因为日本银行在贷款上蒙受较多的损失。日本的经济在1998年也许只能增长1％至2％。但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日子过得还要糟得多。国际金融学院的法格尔预计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将缩减1。5％，这跟1996年的6。4％增长形成对比；他猜想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区区0。5％，这是降自1996年的5。7％。教人担忧的前景是这场危机或许会扩散到亚洲以外。竞相贬抑币值是其中的一个凶象。通过贬低币值
——使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更加便宜
——一个国家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没这么昂贵而赢得出口的优势。墨西哥在1994年末将比索的价值剧烈贬低，便是它的萧条虽属深重却历时短促的原因之一。出口的激增使得墨西哥在1996和1997年得以每年成长超过5％。如果只有一两个国家贬低币值，那并不会过于威胁到其他的出口国家。但更多的国家贬值，其他国家中就会有更多想要
——或者被逼
——起而效尤。否则的话，它们会担上失去出口市场的风险。而如今有大堆亚洲国家已经贬值。从7月开始，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货币下降了35％到40％。难怪对香港也形成了一股压力。拉丁美洲、东欧、甚至于印度与中国都不能幸免。那所有在全球流动的资金加重了这些压力。假设你是一个在比如说巴西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经理人。你把美元卖掉以购买巴西货币来从事搜购巴西的股票。但如果你深怕出现一场货币贬值（等于说以巴西货币将换取到较少的美元），你将试图避免损失。你会在贬值发生之前卖掉你的巴西货币和把你的收益转变为美元。这是为什么股票市场崩溃和货币贬值（以及对这些情况所怀有的恐惧）会互相借力而愈演愈烈，最终自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件事是洞若观火的
——就像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一样
——那就是环球资金的供应者（银行、投资经理人、跨国公司）是跟着大伙儿的后面跑。首先，他们提供了太过多的资金；然后，他们事起仓促地将资金给撤了回来。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前苏联和东欧）代表几乎全球经济的一半。如果流往它们的资金放慢了，它们从较富有国家进口的货物在数量上也许会停止增长或者降低，它们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出口来发动它们的经济。但世界其余的地方又能吸收得了多少？所有国家不可以通过出口来作为它们的成长之道。这当中隐埋了一场更为深广的危机的种籽。它很难说一定会发生。但这是有可能的，并且教人心头感到一阵冰寒。
西方从不承认国际炒家的重要作用
东南亚国家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外国投机商操纵货币投机，甚至称这是西方国家针对东盟的一次阴谋。然而，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这一地区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汇率政策不合理，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外汇储备太低，短期贷款和投资过多等等。正是这些深层次原因最终导致泰国不断遭到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并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导致泰国汇市、股市双双暴跌。由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经济存在类似的问题；而且它们均与泰国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于是；泰国的金融危机立即蔓延到这些国家；形成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动荡。
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保持健康银行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从金融一体化中获得好处并能否避免隐藏的危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能解决好市场和制度管理框架方面市场效率低、缺乏财产保护权和信息不足等三个问题的话，它们的资本市场将对外国投资者更加有吸引力。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经济顾问艾伦·；沃特斯发表文章谈泰国金融危机根源，言：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可以把罪过推给投机者，可是，真正的原因，却在于某些国家尝试使货币和美元挂钩，并且用宝贵的储备来维持这种人为的汇率。金融危机会带来许多不愉快的后果，其中之一是寻找替罪羊。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索罗斯等人，引起了各方注意。但他决不是把所有责任归咎于投机性资本流通的第一人，还绝非发出最为尖酸刻薄的抨击的人。1966年到1967年间，就在英镑贬值引起灾难前夕，英国首相威尔逊曾经责怪“苏黎世银行家”狠狠地打击英镑。而在1993年法郎汇率下降事件中，法兰西银行的特里谢带着显而易见的怀旧情绪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投机者要上断头台。撇开这个野蛮想法不谈，对于如何抑制货币和利率的投机活动，一直以来建议多的是。这些措施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过去10年来国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不致造成那么巨额的利润。在泰国，对投机者的谴责刺耳的程度低得多。泰国人似乎承认，市场不过在起应有的作用，而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全世界都参加投机。投机者虽然并非一点还不生气，却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质，那就是，他们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