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 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 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