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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 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 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 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镜头十一： 身不由己；成了“四五英雄”；烦做英雄事迹报告
“四五事件”平反后，有几百人便被报纸、电台称为“四五英雄”——没办法，我也是。我们学校因是北京地区招生，所以学生中肯定有不少参加过 “四五事件”的，甚至有些无名英雄，他们用诗词或演讲做过更扎实的事情，但不如跳梁的我得的名声大。并且因为“四五”的事，我最多就挨过两脚，没受过肉体折磨，“英雄”于我，受之有愧。当年的反革命现在成了英雄，并且提前捞到了大学上——但我只对后者在意。在中国经历过文革或学过党史的人都知政治的天平没谱极了，这回我算亲身领教了。
系里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我虽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在“四五“的表现已说明火线上用行动入了党，他们让我写份申请书。我是有些别扭，最终只说：我觉我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让我写申请书，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要不，让我在党外做些好事吧。
一两天后，系里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让我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你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这几年以至将来有什么打算，四五运动时你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我依次回答了。一是我肯定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二是我也不能说我今后就想吃喝玩乐顺便写小说，关于我参加“四五”我也只说与广大群众做的没啥两样，只因嗓门大身体好而更显眼一些。
没想到系里派辅导员李老师对我说：上次让你写的对党的认识就算是入党申请书，你只须将你写的重新誊抄一遍。我慌了，连说：不行不行，太突然了，您就让我在党外再努力几年，等差不多了，我一定写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从这以后人家才不拿入党来烦我。
我买饭时大多不排队，除非我要特意排在某个女生的后面。就餐高峰时得排队四五分钟。那次我直接夹到窗口，就听后面有人小声说：看看，夹塞儿的那个就是“四五英雄”。我一下就火了，转身一看，说我的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男生，我嚷道：“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夹塞儿又怎么了，老子就夹了。事后，哥们田X说我：没见你恼羞成怒过呢，你跟人家开个玩笑不就得了。
我肯定是我们系旷课最多的。李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还拿出校规…其中有旷课多少即劝退，我早够了。李老师说：就因为你以前反“四人帮”的表现，就旷课问题系里已多次照顾你了，你要……。我也认真地回答：我以前在工厂养成的坏毛病太多了，您容我慢慢改。
1978年10月为“四五事件”正式平反后，我不得已成了“四五英雄”，成了几乎连入党申请书都不用写就可以入党的人。我觉：“四五”正式平不平反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我没有因为“四五”而不让考大学；有大学上是我个人的大幸福，“四五”平反是社会的大幸福。我更认为我在“四五”的表现是正义感、虚荣心、泄春火各占三分之一；而“英雄”，我担待不起，尤其事发后在公安面前我的表现虽不能说是叛徒，但肯定不光彩，我给自己的定性是，大暧昧，小屈服，灰溜溜，平淡淡。
本来大学生活的多彩早就让我忘了什么“四五”，不料平反之风又把我裹进“英雄”行列并推到众人眼前，这是我极别扭的，又不是“有朝一日成了功，一人发个女学生”。
平反的文章让我出了名，接着人民日报又请我去报社看也不知哪来的一些“四五”照片，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我——几乎不认识这小疯子。后来我又在美术馆和个别讲四五的书上看到这幅照片。
平反后没多久，系里就转我市委印发的“四五英雄”表彰大会请柬。我说：我不去。系里说：一定得去，回来你得传达大会精神，这也是系里交给你的任务。我先去国务院招待所报到，那是上午10点。
报到是在一个会场里，有二百来人，前方有一个小舞台，上有麦克风。有个别的熟面孔，但我已说不上姓名。我坐在偏后的一个座位上，听着附近的议论声音。英雄的嗓门都不小，加上今天又是表彰庆功的日子，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是喜悦激动。
开始大部分议论的都是被抓的事：你什么时被抓进去的，他什么时候被放的；关在哪，又被转到哪：被判了几年等。我听得心情较灰黯，我没被抓过呀，何以受用“英雄”称号。刚报到时就发了一张日程表，大概安排是10至12点在会议室座谈，12点在X号厅午餐，13点半集合乘车，14点在首都体育馆开庆功大会。我耐心地等待午餐。
后来议论就转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谈话，且声音也小了起来。说的大概是：谁谁谁“抬”了谁；我好像被谁“抬”的；谁谁谁“抬”人最多可他今天也来了；谁谁谁最硬一个人都没抬。
不料，有一堆人像是在吵架，我听清的话有：你凭什么说是我出卖的你，我还听说你揭发了谁谁谁呢；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进来几天接着又进来几个——你卖的谁你自己知道。一个声音劝住了吵闹：不要互相攻击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向前看”。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说了一阵，大意是你们都是英雄、在关键时候……、全国人民感激……、今天下午开英雄大会、大家先在这谈谈心、自由发言云云。可开始没人上台发言，终有一两个发言后就都争着上台了。往往是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上台就抢前者的话筒并说让我讲几句让我讲几句。有时台上站着五六个人等着那个话筒。刚开始发言者说的还是虽然平反但要继续努力等等决心式话语。可到后来说的都是自己在广场如何如何的表功之词：我组织的什么什么；我贴的什么什么；我在狱里领导了什么什么；我在4月5 号广场亮灯清场时怎么怎么。我听得有些不好意思。
台下也都开起了小会，三一群两一伙，群情振奋。我坐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彻底交待了我的“罪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至少有四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寒暄，我哼呵而过。有一个熟脸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赵世坚，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XXX呵，当时咱们一起……。我支吾着，觉得可能是。
乱哄哄的场面，我盼着早点开饭。进了餐厅，10人一桌，有十多桌吧。菜很不错，但是没有任何酒——可能怕“英雄”们酒后在庆功会上失态吧。我先挑鸡块吃，又挑牛肉。不少人忘了吃，在桌上也大谈四五的事。我们这桌我吃的最多。
上午报到时每人发一朵红绢花，花联上写着“英雄”。下午开会时要戴上，也有人发的时候就戴上了。我离开喧嚣的餐厅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见已停了一排绿色的“斯客达”大客，车上还贴着编号。我是真不想去开庆功会了。
说走就走，有点像当时见广场情况不好我开溜一样。我去了附近工友陈XX的家，把那朵红绢花给他一岁的女儿玩了。
在首体召开完“四五英雄”庆功会后，有“四五”时期的同事来到校园找我，让我参加“英雄报告团”。我以学习任务重、不擅演讲来推脱，但来者反复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同时他们也同意我爱怎讲就怎讲。我心说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