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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是宇宙的主宰者，正像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当人类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者，他们就容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世界理性，这种人类（尤其近代欧洲人）的浮士德精神使他们自大狂般地认为：人类可以彻底改变道德律。把道德理解为超越上帝律条而可以人为制订——这种狂妄是浮士德精神的进一步的非理性膨胀：浮士德已经成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查拉图斯特拉了。超人概念可以理解为那个具有人类群体中充沛意志力的枭雄，也可以理解为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已经很自信的现代文明人群体。这种“超人”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天理（历史决定论者读作：社会科学家发现了历史必然规律）——重新制订道德律令的危险性直到现代的我们才看清楚了。
由此不难看出，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可以如何被轻而易举地互相转换，超人意志认定的破坏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规律”决定的破坏的必要性，只是在用词上略有差别。超人观与历史决定论思想像风向标一样反映了欧洲文明的危机：狂暴的时代就要来临，欧洲需要铁锤、需要炸药，砸烂腐朽的旧世界，炸毁堕落的旧文明，涅槃后才能重生，一切价值必须重估，人作为宇宙主宰的新世界将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时代上帝主宰的旧世界。新世界的道德就是对旧世界道德的颠覆：杀人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是不配与人类同类的卑贱种族；抢劫是合法的，如果财产属于堕落的犹太人。历史的疯话只有在后辈反思历史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而对于当时经历的人来说，是再理性不过了——还有什么比听信伟大真理更理性的行为吗！
我们注意到，德国人民被希特勒讲演所呼唤起来的高尚情感和拯救世界的精神并非虚假，德国人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他们实在厌倦了一个徒具民主形式但软弱无力的政府，它除了制造失业和听从外界强力承诺战争赔款还能做什么？按海德格尔的话是人民顺应了历史的“天命”。而“天”的意义正是上帝，那么，在某种暗喻的语境中，尼采的超人就有了上帝之子的意义，上帝之子是耶稣，但“天兄”也可以是另外的人，救世主与上帝和圣灵三位一体，德国人看见了异象——希腊的酒神变形为上帝又变形为希特勒。那个祖辈信仰的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中的超人坐在他的高位上。
如果我们把善恶的评价抛弃，只把行为看作一种完全无道德审美的对象，在尼采的超人形象被希特勒演绎为历史的活剧中，希特勒身上确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其意志中有使德国人如痴如狂的吸引力，语言斩钉截铁、表情刚毅顽强，挥手间挟持风雷，决定他国的生灭，由于讲演中夸张的表现力过于充沛，我们甚至看出他有某种诗人般的天真。当希特勒还没有表现出他灭绝人性的魔王身份时，德国人有理由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超人。尼采哲学的特点是文学性的诗化，与希特勒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超人表演的文学性诗化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在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相通，二者都营造了一种使人迷醉的癫狂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种自以为超人的想像力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勇气来，这可以解释希特勒的军队一时间为何所向披靡。
但艺术想像力的滥用是危险的，因为世界不会在一切方面听命于人类的艺术性诗化幻想，人的髑髅不像牛头的颅骨可以装饰艺术家的房间。道德的力量在人类理性的幽深处，疲乏的士兵会在战争中的间歇想念母亲、厌恶死亡、反思侵略。所以如果诗化的主体不与善和正义并行，就将导致自我毁灭。什么是善和正义呢？你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善和正义的标准，是的，正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条文，善和正义观在不同的人群肯定有所差别；但我不认为人类的传统道德与法律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在一个民族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而在另一个民族是高尚行为。这就是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这个基础仿佛是天生的，一个孩子生来就有渴望正义、厌恶邪恶的本能，这种“天生”的意义的“天”就是“上帝”，天生的正义观意思是——上帝赋予人性的观念。如果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你要寻找善和正义的根据，你就总有一天认识到，除了上帝（或天、道）理念再也找不到其他根据。
尼采死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900年），尼采预言了世界大战，他言中了。他说：“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有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是我首先发现了真理。”尼采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真理就是破坏，他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说：“想在善和恶中做造物主的人，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并砸烂一切价值。”尼采的确当得起爆破人类文明之炸药的称号，他的志向是炸毁神殿，冲决道德，淹没秩序。作为无神论的尼采语言直率、通俗易懂，不拐弯抹角；他没有康德、黑格尔的学究气，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破坏旧道德的锤子。他是思想家中的罗马角斗士，嗜血如命，希望天下大乱；他的哲学的确如凶神恶煞，仿佛是希特勒形象的先在的观念形式。尼采哲学认为超人的强力意志决定历史的未来；尼采对专制甚至进行了惊世骇俗的赞美：“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希特勒在讲演或报告中对人类伟大前程的许诺是激动人心的，他的超人形象在某种情境中也的确可以作为无道德的审美对象。但抛弃善恶、无道德的审美对人类来说是不道德的，除非希特勒只作为舞台上的演员，而不在历史中；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确曾在历史中出现，无道德的审美就必须终止，因为道德地观看历史，人类就必须谴责历史中的不道德。冬天，一个母亲带着她高矮不一的三个孩子走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孩子稚嫩的声音在问他的母亲：妈妈，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母亲说：听天由命吧，孩子们。他们走进了那个有着诗意名字的叫做“白桦林”中的毒气室，孩子们的童年终结了，他们幼稚的骨骼增加了焚尸炉火苗的旺盛，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悲剧的悲剧性表现在悲剧本身的荒诞性：没有犹太人对法西斯的明确诅咒，而是对“科学意识形态真理”之忠心的以死申辩。尼采并不能偷看到未来，如果他能活着看到的话，他是否认为人类儿女情长是庸俗的？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否意味着母子四人的生活因其庸俗，没有任何价值就应该被消灭！尼采说：“最普通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普通人的生存）乃是一种不幸。”如果尼采的“伟大真理”被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这些怀着悲悯心灵注视人类的伟大觉者听到，该作何感想呢？——“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四）
在一般思想史中，与斯宾格勒相反，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从文艺复兴后从上帝信仰转入崇尚科学理性是欧洲文明的觉醒。这种历史线索的总结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总结地看，历史的辩证法的确存在；但觉醒的理性的过分自信已经包含了自身否定性的增长，否则无法诠释近代欧洲文明的历史现实：以崇尚理性为标志的科学时代为什么是非理性、反理性最猖獗的时代？
上帝信仰的危机来自于科学对于宇宙的认识论，而在尼采之前最先否定证明上帝存在完备性的却发源于康德，他认为思辨理性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以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三种方式证明上帝都是不可能的，而上帝存在的证明尽管被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一再挖掘，但都没有超出这三种方式之外；康德认为，上帝只能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假设。这样的论述似乎是挖了上帝神殿的墙角，习惯于接受现成思想的人们不愿意去直接面对康德哲学艰深的文字，他们并不区分“上帝存在证明的不可能”和“上帝不存在”之间的关系，后世的唯物主义似乎就从康德哲学得了法宝——瞧，连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都认为上帝不存在。这样，那种唯物主义阐释康德哲学的倾向就使人们心目中的康德哲学变形为唯物主义神灭论。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种现象，一种原初的观念具有向多种观念发展的可能性，以回溯的目光看，一种观念可以向善变形，也可以向恶变形，而我们以变态的善恶来判断原态的善恶往往就不够全面。举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有着威武英俊的容貌，他的脸部特征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兄弟突然来访，却吓了大家一跳，这位兄弟有着与他兄长相似的体貌特征，但却把这种特征极端化为出奇的丑陋，以致当这位兄弟走后，我再看他兄长的体貌，竟然也寻出有丑恶状态的倾向。在这个比喻中，英俊的兄长就好比是康德哲学，而丑陋的兄弟好比是尼采的无神论哲学，在这之间，还有不甚丑陋但已经向丑陋变形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哲学。而另一条发展的线索在比喻之外，这就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数理逻辑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他们发展了康德美好的一极，但与康德哲学的英俊比起来略显文弱。
或许可以说，否定上帝存在的近代无神论正是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却力所不能的过程中缘起的，没有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乃至笛卡儿的上帝证明，也就涉及不到对上帝证明的反驳，证明本身似乎说明上帝存在是可以通过思辨理性解决的问题，而康德看出上帝存在不能通过思辨理性来证明，这一点康德并没有错。这样就给思想界乃至基督教世界提出了问题，康德的论述似乎为无神论找到了根据：人类理性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只不过是实践理性的悬设；上帝不在时空中。但是，人们没有深思康德所说的上帝这个理念没有自己对象的意义。如果认为我们不能在时空中找到对应上帝的存在者，那么物自体不是也不在时空中吗﹖康德为什么认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物自身）存在呢？康德如何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在之物存在呢！如果他能证明自在之物存在，我们也可以用康德的哲学反驳康德，他的证明肯定也不会超出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论这三种方式。实际上在人类的语言中，并非只有在时空中的存在才被认为是“存在”概念的唯一含义，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可谁见过自己的自我呢，自我并不是我的长相，也不是我的躯体，它是指我的精神、我的灵魂，但“我的精神、我的灵魂”并不在时空中，我们意识到自我存在，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自我存在，而只能采取笛卡儿的方式：“我怀疑，我思维，因此我存在。”存在并不一定是时空中的存在，不在时空中的存在者也并不需要思辨理性的证明。上帝存在、自我存在、世界本体存在的判断与几何学问题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判断不是一种类型的判断，后者的确可以证明（但证明依然是在公设的前提下的证明，至于公设本身依然来自信念而不可以证明，此不多论），而前者不可以证明。就像康德用物自体意指现象的原始根据一样，人类用上帝意指整体世界和自我的根据。时空中并没有善，也没有正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善存在、正义存在。当我们说善存在、正义存在的时候，就是在说上帝存在，因上帝是善和正义的根据。善和正义的存在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当然也无须证明。就像我们用“原因”表达事情发生的先在条件一样，我们用上帝理念表达“最终原因”，这种最终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理念，我们说“上帝”这个词并不表示我们知道了最终原因的具体内容，如果上帝是具体内容，那么也就不应被称作上帝了。因此，“世界”并不仅于意指时空的现象世界，还意指观念世界，上帝高居于人类理念论的观念世界中。
可是自从牛顿力学唱响科学的凯旋，人们由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威权的怨怼而迁怒于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时代意识中一个普遍性的诘问是：即使可以认为上帝存在于第二重纯粹理性构造的观念世界，但这观念世界与时空世界相比毕竟空洞虚无，遵循简单化原则，将其从思维中删除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