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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出身于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比较特殊的作用。在分合治乱的规律性的循环中，历史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机会，每到关键时刻，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就会出现在政治的前台大显身手。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如暴戾凶残、勇猛果决、虚伪狡黠、好学强记，当然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力强、运气好的竟有成为一代开国雄主的，次一等的分疆裂土建立割据政权，再次一等的便是流窜四方被人剿灭的草寇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便是由这类人的意志决定着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死存亡、悲欢苦乐（实际上，他们带给民众的永远是牺牲远远大于福祉）。他们在“创业”的初期，一般都比较清醒，讲究策略，注重形象，用以笼络人心，发展实力，可总是越到后来便越陷于昏聩、残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建在这类人中，是“次一等”的典型，不仅个人应具有的特点他无不具备，而且事业发展的逻辑也不逾常规。起事的早期，人们称赞他“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王公治众，严而不残”，到后来却沉湎酒色、昏悖多疑，以致臣下离心，朝政混乱。特别是在立储问题上屡犯错误，最后在宠妃和权臣的愚弄下，把一个无德无能的懦夫王衍立为太子，导致了自己手创的基业迅速走向崩溃。
918年，王建死了，王衍登基。王建的儿子多，个个拥兵自重，将领们也互不服气，朝堂上经常可见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形。王衍荒淫无度，而且善于变着法儿找乐。他的宫殿园林修造得极其豪华，经常在里面举行大型游乐活动，管弦不绝，通宵达旦。蜀中产锦，他把御园里的亭台楼阁和树木花草都用织锦包扎装饰起来，风雨损坏了又换新的。他还在园中修了一条水渠，直通后宫，在园中流连竟日，深夜乘彩船回宫，两边数以千计的宫女举着蜡炬，照耀得如同白昼。而且，他还颇有几分艺术气质，喜欢给宫女们设计服装和化妆，有一种所谓醉妆最令他得意，他写有醉妆词一首，命宫女们演唱，词曰：
者（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这样一个混球，如果不是当时中原战事激烈，他是绝对混不了几天的。等到李存勖取代了后梁，形势稳定以后，果然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他。后唐军队所向披靡，众叛亲离的王衍很快宣布投降，这是925年——居然让他快活逍遥了七年之久。
四
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和大将郭崇韬受命各统一路大军进攻后蜀，功成以后，李继岌在班师回朝时按他母亲的密令，设计杀了郭崇韬（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宦官们的诬陷），此时，朝廷派来了孟知祥接管西川，衔位很高——成都尹、西川剑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就是此人，随后不久又自立为大蜀皇帝。
孟知祥少年时跟随他的叔父投在李克用的帐下，奉命守卫泽、潞（今晋东南地区），朱温来进攻时，叔父投降梁军，而孟知祥却回到了晋营。李克用对他的表现当然很满意，后来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李存勖称帝以后，要他当中门使（沟通宫、府之间联系的职务，内传外达，地位重要），他觉得这个职位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风险很大，便向李存勖推荐了郭崇韬，自己则当了马步军都虞候，迁都以后，留在太原（北京）任太原尹、北京留守。郭崇韬是个急功务竞的人，不大考虑风险问题，对孟知祥的推荐心存感激，后来出征四川，他也向庄宗建议：“臣等平蜀，陛下择帅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李存勖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等到孟知祥到四川上任时，郭崇韬早已被杀——自己很轻松地弄到了这么一块好地盘，连对举荐者说上几句感谢的话都来不及了。
孟知祥刚到四川时，局势仍不平静，他镇压叛将，收集乱兵，颇有成效。不久，中原传来李存勖、李继岌父子在兵变中被杀，李嗣源（明宗）当了皇帝的消息。李嗣源的宰相安重晦也正怀疑孟有不轨之志，准备大举进攻西川。为了抢得主动权，孟联络东川节度使董璋先后起兵造反。朝廷派石敬瑭为招讨使、夏鲁奇为副使分兵进攻四川。先是剑门一战，唐军大败，后来蜀军又攻破遂州，杀了夏鲁奇，并把夏的首级送到石敬瑭营中。石敬瑭大概吓得不轻，只好班师回朝。进兵四川确实难度大，特别是后勤补给，所谓“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李嗣源权衡利弊，决定还是招降。正好当时安重晦因谗被杀，便把决策错误的担子全推在他身上。孟知祥本是李家的女婿，还不想做得太绝，但董璋态度很坚决（他的家属已被朝廷杀尽），双方多次协商不果，导致一场火并，董军失败，董氏父子自杀，整个东川落入孟氏手中。明宗既无力进攻，就只有承认现实，委任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成都尹、东西两川节度使、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随后又册封为蜀王。933年冬，李嗣源死了，第二年开春，孟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
孟知祥能在蜀地称孤道寡，似乎有些侥幸，至少他没有费王建那么大的力气，事实上，论能力与手段，他也算不得“枭雄”一流人物，而且他还缺少福分，元月里登基，六月里就中风，一下子偏瘫，连酒杯都举不起来，赶紧诏命太子孟昶监国。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这个家伙好酒、好色，既无政治远见，又无作战能力，特别在用人方面简直一塌糊涂，所宠信的不是与他诗词唱和的文人墨客，就是从小和他狎玩亲近的纨绔膏粱。然而他性情柔懦，平时残民害民还不算太过分，所以在他治下的那些年，蜀地大体太平丰足。而同时，中原的晋、汉、周几朝都无暇或无力来理会他，内无忧外无患，成全了他三十年的风流潇洒，真所谓“混人自有混人福”！
孟昶爱赏花，他把成都建成为一座花市，春天宣华苑赏牡丹，夏天浣花溪赏荷花，秋天城头看芙蓉，冬天芳林苑赏红栀，各处园林都极其豪华，他曾得意地说：“唐人所谓‘曲江金殿锁千门’，我看比不上朕的宫阙楼台之盛。”他在城上种满了芙蓉，赏花时全部用蜀锦做帷幕装饰起来，锦衬花，花映锦，逶迤极望，蔚为壮观。孟昶说：“自古以成都为锦城，今日观之，始真锦城也！”他不仅爱花，而且爱色，曾下令选美，民间凡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孩都必须参选。后宫女子多达数千，为便于管理，他为宫内女官列出十四个品级，秩列森严，比他朝中的卿相大臣还规范得多。
大约是因为气数已尽，要自寻死路，孟昶在志大才疏的宠臣王昭远的怂恿下，竟想与北汉王刘钧结盟，联手进攻北宋王朝。此时赵匡胤刚刚征服了荆南的高氏和湖南的周氏，下一个打谁还没有最后决定，孟昶却把发兵的由头主动送上门来。964年冬天，北宋大军兵分两路杀向蜀国。北面一路由王全斌率领，由凤翔南下汉中，迅速抢占了嘉陵江上游的兴州，蜀军虽然依山仗险组织了几场抵抗，却无法阻挡来势凶猛的宋军，一退再退，没几天便放弃了整个山南地区，西撤到剑门关内，才稍稍止住了敌人的攻势。东面的一路由刘光义和曹彬率领，从归州出发，溯江而上，不数日便到了夔州城下。这里是蜀军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但也是一战而溃。从此东面门户大开，宋军长驱直入。开战不到两个月，孟昶的军队就差不多拼光了，特别是第一线的将领大都非死即降，而这些将领基本上是他年轻时马球队（孟昶热爱此项运动）里的伙伴，纨绔出身，没有实战经验，失败在情理之中。在剑门前线的王昭远原本只会纸上谈兵，宋军从小道绕到剑门南面，他亲自率兵前往汉原坡堵截，结果是剑门空虚被宋军攻破，他自己只身逃往东川，在那里当了俘虏。
剑门吃紧时，孟昶曾派出太子孟元喆，率领最后一支预备队前往增援。这个孟元喆吃喝玩乐无所不精，就是不会打仗。他和唐庄宗一样，酷爱“戏剧事业”，投入的精力可能更多。他把出征当作一次演出，在成都大街上举行的发兵仪式真是空前绝后。所有将士的军服一律新置，鲜亮夺目，旌旗仪仗尤其讲究，连旗杆都用锦绸包裹起来。彩色斑斓的旗阵之后，便是由他的几十名姬妾和几十名伶官戏子组成的指挥中心，再往后才是将领和参谋人员，一路上笙箫管笛，响遏行云；生旦净丑，轮番献唱，街道两旁甚至房顶屋脊，站满欢欣雀跃的成都百姓，在欣赏不花钱的好戏。天公不作美，队伍尚未出城，下起了小雨，孟元喆心痛那些锦绣彩旗，命令全数取下，少顷雨停，又命人重新装上去。谁知彩旗装反了，都倒挂在旗杆上，乐队继续奏乐，伶人依旧高歌，场面之滑稽，乐得成都百姓前俯后仰。这种队伍当然不是去打仗的，到了绵阳，听说剑门已失，孟元喆带着他的“大剧团”又开回了成都。这时，任何抵抗都无从说起了。
已是濒于绝境的孟昶问计于群臣，宰相李昊说：“成都既已无法可守，不如就此见机纳土称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觉得这几句话倒也实在，便叫李昊起草文书向宋军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笔杆子，文章倚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轻车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间在他府门上，大书“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围城战，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在升仙桥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为没有进行过激烈的反抗，赵匡胤对孟昶君臣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节可疑，猜测虽多，迄无定论）。至此四川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话。当时赵匡胤曾下令，凡后蜀军队中的可用之兵选送京师补入禁军，而且要从优发给路费补贴，可是王全斌擅自减少朝廷核准的数额，又纵容部下去敲诈勒索，蜀军心存怨愤，在出川的路上（还只走到绵阳）造反作乱，几天功夫便发展到十多万人，形势愈演愈烈，宋军屡战屡败。这时，成都城里还有三万降卒，怎么处理？毫无策略观念的王全斌听任部下大开杀戒，一批一批，杀了个精光。这对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浇油，十七个州公推叛军首领全师雄为兴蜀大王，朝廷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幸好东路军里还有一个政策观念很强的曹彬，他的军队从入川起一直纪律严明，颇得川人好感。龟缩在成都城里无法动弹的王全斌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请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谙军事和政治两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这场平乱战争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将更为重要。他和全师雄的军队在新繁接战，由于战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对叛军官兵晓以利害，动以感情，战斗刚开始，叛军纷纷倒戈，登时阵脚大乱。全师雄见大势已去，带领残部逃奔郫县，后又窜往灌口。经此一战，形势逆转。但乱局既已形成，短期实难收拾，这边压下去，那边冒出来，几经反复，直到966年冬天，全师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渐平静下来。
灭蜀只用了两个月，平叛却用了两年，时间账不说，损失账更是难以细算。赵匡胤看到了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确乎是开创和维护一个权力体系的生命线，各级官员，都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谨慎持重和胆略决断的老部下吕余庆派到四川，以参知政事（副总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吕的资格老，原则性强，打击那些胡作非为的骄兵悍将敢下狠手，秩序混乱的成都在最短时间内平静下来，蜀中百姓也归心于新朝的统治。
七百年后，张献忠在成都也当了两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窜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围而去。1644年，他再度杀回四川，并在成都称帝。1646年，清兵入川，张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时间里，他一共杀了多少人，很难精确统计，大约至少以百万计吧！据信有的州县已经是所余无几，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那种大型移民活动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见当时他杀戮的疯狂程度。这样残暴的外来政权，成都和四川人民当然憎恶，不过因为它过于凶残而且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