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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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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0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0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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