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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
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的。
“高陶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了。岁月的尘埃并未遮掩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芒。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一切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战胜日本法西斯而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烈和仁人志士都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高宗武、陶希圣的爱国主义壮举当然也在此列。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变形金刚：约瑟夫·富谢
——读《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 吴蓉晖
风风火火的法国大革命和睥睨一切的拿破仑旋风以席卷之势涤荡欧洲的旧秩序，造就了无数璀璨一时的政治明星：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罗兰夫人、拿破仑……他们得意时，光芒四射，众人仰望；失败时，身陷囹圄，身首异处；命运跌宕起伏，令人瞠目结舌。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命运至今仍吸引着后人的目光。而与此相反，当时那些真正手握大权却又不事声张、悄然隐于幕后的实力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倒好像显得微不足道，好像要淡出人们的视线，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但这恰恰是认识历史的误区和盲区。正如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且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人物。”
约瑟夫·富谢正是那一时代曾经影响过世界历史的一位不容忽视的幕后人物。茨威格以其历史学家鹰一般的慧眼和利爪捕捉到了这个猎物，不惜笔墨为其立传。传记不愧是大师手笔，他分析入微，画龙点睛，夹叙夹议，笔墨酣畅。一气读完，富谢的政治肖像活灵活现宛在眼前。
这是一个罕见的政治奇才，有其顽强奇崛的政治生命为佐证：“世事变幻急遽，他却岿然不动。吉伦特党人全部倒台，富谢不倒；雅各宾党人被逐，富谢留下；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后来又是帝国，全都消逝，归于毁灭，可是每次富谢都留了下来。”
岿然不动的全部秘密，就是准确辨别风向，及时改换门庭，永远站在多数派，站在胜利者一方。“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借用诗人的名言：“背叛是背叛者的通行证。”富谢的从政史就是一部背叛史，一部不断叛向强者、步步高升的历史。当神气活现的恺撒需要安东尼〔1〕的时候，富谢就奇迹般地从天而降变成安东尼；同样是这个恺撒、气数已尽时，那个“安东尼”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可怕的勃鲁托斯〔2〕。
不背叛康多赛和多鲁——吉伦特派人，富谢就无法一本万利地捞取到足够的革命资本；不背叛罗伯斯庇尔——雅各宾党人的精神领袖，富谢就无法安安稳稳地继续坐在国民公会当他的议员；不背叛巴拉斯——富谢落难时的恩主，富谢就无法顺理成章地从旧日的贵族之敌变成家私万贯的奥特兰多公爵；不背叛波拿巴——法兰西皇帝，富谢就无法以足够的筹码达成与路易十八的肮脏交易……
够了，凡有无耻的背叛，必有可怜的牺牲。富谢背叛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那么果断、那么问心无愧，是因为“背叛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战略，而是他最根本的天性……对哪一方都不忠诚——只忠于这种游戏，这种来来去去虚假两面，夹在中间的游戏，只忠于一种几乎是非物质性的，一种完全是致命的魔鬼式的欲念”。
纵观历史，可以大胆地断言，富谢这种左右逢源上下通吃的族类，这种既能变换身形又有不坏之躯的变形金刚，想做的人不少，能做的人不多。因为成为这样的族类，需要太多的条件。他必须是一个冷血动物，冷静到这样的程度：“神经控制不住他，感观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必须是一只变色龙，无论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迅速与环境色协调一致：“只消二十四小时，往往只要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他就可以干净利索地扔掉他的信念之旗，明目张胆地打开另一面旗帜。他不是和思想齐步向前，而是和时势同行。时势进展越快，他就追得越急。”他还必须是一个强韧的弹簧。为了蕴积那惊人的爆发力以便在关键时刻厚积薄发，他要忍受命运的挤压——贬谪与流亡：“流亡对于真正的强者绝不意味着力量的削弱，而只是力量的增强。”
就像魔法师摄走了人的魂魄就操纵了这个人一样，抓住了富谢这个政治叛徒的背叛主线，就揭开了他几乎全部的心灵秘密，锁定了他几乎全部的精神状态。但是且慢，如果这个一贯精于计算、见风使舵的家伙只配被押上道德法庭接受审判，只配被人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唾骂，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十足的小人，根本不配巴尔扎克的青睐，不配这位旷世文豪慷慨授予的“绝无仅有的天才”、“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的称号。
历史的面相远比善恶分明的评判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富谢游历一生丰富多彩的政治斗争长河，有两个漩涡令人颇感兴趣：与罗伯斯庇尔的殊死搏斗以及反对滑铁卢一役后的拿破仑。
首先必须记住，横扫千军的历史风暴，从来刮的就不是一个方向的风，而是旋风，永远让身处其中的人辨不清东南西北。究竟是从一个激进变革的扫罗〔3〕变成一个人道的保罗“政治正确”，还是相反，几乎全凭当事者一时的赌兴和赌运。赌输的代价则高昂无比：以命相抵。因此党派之争转瞬即成政治仇杀。当富谢与罗伯斯庇尔发生正面冲突时，法兰西上空笼罩的正是这样的恐怖阴云。斯时，罗伯斯庇尔以他惊人的一击已经干掉了他在右派中的一百多个对头，他的铁拳也同样果断地挥向自己的行列：丹东、德姆兰、夏博、哀伯尔、德格朗丁、肖麦特和其他二三十人，都因反抗他的意志，反抗他教条主义的虚荣心，被送进坟墓。
下一个是谁？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就像一头会自我繁殖的疯狂怪兽，总是刚有答案就又被提出，永远悬而未决。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恐怖问题答案的人，又岂止是约瑟夫·富谢？“五六十个议员，像富谢一样，不敢再在自己家里睡觉。”因为人人自危，罗伯斯庇尔这个释放恐怖毒素的旗手就成了所有人的敌人，他“得罪了右翼，是因为他把吉伦特党人送上了断头台；得罪了左翼，是因为他砍下了极端分子的脑袋；得罪了公安委员会，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委员会；得罪了赚钱牟利之辈，因为他威胁他们的买卖；得罪了野心勃勃的人，因为他拦了他们的路；得罪了嫉妒成性的人，因为他在掌权执政；得罪了性格随和的人，因为不和他们为伍”。恐惧使大家联合，而富谢幕后导演的天才本色也终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上蹿下跳，左牵右联，以热月政变结束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
逼迫拿破仑逊位的那幕戏剧，富谢演得同样得心应手。从厄尔巴岛杀回的法兰西皇帝一开始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滑铁卢的惨败证明这只不过是强弩之末。对于死鱼烂虾，富谢从来不感兴趣。这位仍然在职的皇帝大臣鼓动唇舌，发动议员反对拿破仑，授意老英雄拉法耶特放出狠话：“他若迟迟不肯逊位，我将建议把他废黜。”内外煎逼之下的拿破仑虎落平川，收拾残部以求一逞的幻想彻底破灭，除了屈服已别无他法。就这样，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欧洲霸主被他的叛臣出卖了。
这两部精彩的“惊悚悬疑片”，富谢扮演的都是叛徒角色，只是前者的基调是背水一战，而后者更像落井下石。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个道德可疑、居心不良的叛徒在某种意义上，以其果断的背叛之举，非出于其本意地顺应了民心，合乎了民意，进而推动了历史进程。他写道：“当罗伯斯庇尔的首级滚进篮子时，巨大的广场响起一片雷鸣般的如醉如狂的欢呼声……一群狂热的民众在国民公会门口向塔利安和巴拉斯热情欢呼，把他们视为翦除暴君的豪杰，反对恐怖的英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而结束那位法兰西皇帝的统治同样符合法兰西和欧洲的利益。爱默生写道：“（拿破仑）这种巨大的才能和力量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庞大的军队，焚烧城市，挥霍钱财，杀戮百姓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陷入混乱的欧洲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结果。一切都像他的大炮里冒出的青烟一样，无影无踪。他使法国比他发现的时候变得更小、更穷、更弱，整个为自由的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种努力从原则上讲是自取灭亡。法国供给他生命、手足、财产，只要它能认为自己的利益和他一致，然而当人们看见胜利之后还是战争，部队溃灭之后又重新征兵，拼命苦干的人永远见不到报酬——他们自己挣来的钱却不能花，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羽绒床上休息，也不能神气活现地走进他们的大别墅——他们便抛弃了他。”
富谢这个精于算计的政治投机家，其所作所为太像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中的逐利之徒了：“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出于恐惧，出于对权力永无止境的热望，出于尽情享受欺骗所有人所带来的邪恶快感，出于获取最大限度政治收益的动机，富谢反而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翦除暴君，正应了王夫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名言。而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藏于深处的“历史规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茨威格是老子的信徒，他当然不会对富谢抱什么同情心。但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洞悉人性、精于心理分析的哲学家（当然不是学院意义上的哲学家），完全清楚只要政治还只是一个赌局，只要“胜者通吃”还是游戏的铁则，处在风口浪尖中的政治赌徒就会有怎样的个人理性选择，这选择当然也包括背叛在内。因此他完全是以历史哲学家般的深邃为富谢之辈作了减罪辩护：“每一种英雄传说，总是历史的一种精神后方，它和任何后方一样，自己未能亲身经历的美德非常轻巧地要求别人全都做到：漫无限制地牺牲人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英雄主义的疯狂，让别人英勇就义，让别人表示无谓的忠诚。拿破仑传说推行非好即坏的技巧，必然只认识它主人公的‘忠臣义士’和出卖它主人公的‘叛徒贼子’，对第一位拿破仑和日后那位恺撒似的疯狂的拿破仑之间不加区分。那第一位拿破仑，是那位凭着聪明和干劲又把和平和秩序还给他国家的那位。而日后的拿破仑则迷恋打仗，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一而再地把世界毫无顾忌地拽进谋杀生灵的冒险行为之中。”
让我们从斯密绝妙的“经济人”论述重新回到政治，回到马克斯·韦伯那里，也许会看得更清楚。套用韦伯的术语，富谢这个“目的伦理”一无可取的家伙，借助其工具理性，实现了历史把他推到的那个位子所要求的“责任伦理”。但正如尽管经济人出于自利动机借助市场促成公益，我们仍然不能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