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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古 今
刊海一叶 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范 泓
书林折枝 不了解的佛教艺术刘三平
书林折枝 忽然，童年结束了丁国强
书林折枝 谈诗与隐遁石天河
书林折枝 “高陶事件”启示录耿 法
书林折枝 变形金刚：约瑟夫·富谢吴蓉晖
旧作新识 偷不如偷不着王 淼
人物春秋玉钗思重是前生戴庆华
人物春秋桃花庵里桃花仙慧 远
人物春秋 尚留微命做诗僧王开林
流年碎影 百年回眸谁与功陈 浩
史海钩沉 中研院的“一千零一夜”潘光哲
围炉夜话 阳虎的恶名陈仁华
围炉夜话 鸿雁传书及其他眭达明
围炉夜话 西书、礼品与鸦片萧春雷
围炉夜话 从“正月剃头死舅舅”谈起小 朋
围炉夜话 进士娇娃会平康楚 人
围炉夜话 大清：与胥吏共天下张云江
艺术长廊 身体写作与比基尼卫 泽
编读往来 “佞宋”何指？陈福季
来稿摘登 出人头地与衣锦夜行易小明
来稿摘登 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骆晓戈
封 二 人 物杨 晖 画
封 三 《门窗》系列（彩墨画）谭冬生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二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隆冬时刻，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大半个神州。伴随着喜悦与激动，人们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又迎来了一度一年的传统佳节——春节。
是的，瑞雪兆丰年，又加之锦鸡报晓、一唱雄鸡天下白……人们如此赋予鸡年以许多美好的祝福与期待，谅必今年一定会走向更加热闹与辉煌吧。
作为历史的纪年，2005年往日的今天，该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令人忆念，该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杰令人铭记，也该有不少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事细节令人唏嘘不已、咀嚼不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废除影响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近千年的科举制一百周年；明代郑和率庞大船队远渡重洋六百周年……
五十年、一百年、六百年……茫茫宇宙，浩浩银河，漫长的人类历程曾不能为天地之一瞬。忆往昔，弹指一瞬间。无穷感喟，无以言表。
而对于《书屋》言，2005年，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日子，它将迎来自己十周岁的纪念日。
十年辛苦不寻常。十年来，《书屋》追求自己的品质与价值，与时代相伴，与民族共舞，与国家同歌，几多风雨几多愁，欲说还休。值得欣慰的是，好在躬逢清明盛世，有若干上级的特别关怀，有千千万万读者与作者的无私厚爱，不过沧海之一粟的《书屋》日趋深邃而质朴，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才得以奉献出一片精神的赤诚。
古人言志，有“十年磨一剑”、“十年寒窗”之谓，即成就一番伟业者，不可不执著专注、坚定不移。何止伟业？在景象如惨象的市场经济中，懈怠意味着淘汰。但可喜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书屋》历届的领导及编辑们都视期刊如生命，敬业爱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尊崇读者为上帝。《书屋》的同仁，能秉承这一可贵品格，一如既往，算是献给《书屋》十周年最好的礼物吧。
中国历代书法家——
颜 真 卿
书学至唐代进入鼎盛时期，一时间大师辈出，又以颜真卿为其翘楚。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学者颜师古五
世孙。三岁丧父，母殷氏课读习字，督教甚严。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又因封鲁郡开国公，人称颜鲁公。为官清廉忠烈。安史之乱，与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联络十七郡相与起义讨伐叛贼，为盟主，战功卓著。晚年奉使劝谕叛将李希烈，为其所执，坚贞不屈，被缢杀。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流芳百世之南宋名相文天祥对其景仰不已，有诗云：“……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颜氏书艺初基于家学渊源，又遍临王（羲之）、褚（遂良）诸大家而兼习魏碑，并亲炙于“草圣”张旭；师古而不泥，采“俗”而不流，兼收并蓄，博览众长，得其神髓而熔铸一炉，一反六朝绮丽纤弱之风以展现盛唐博大气象，开启时代新书体之独特境界；以楷书名播寰宇，世称“颜体”，而行、草诸体无不精粹。
其书艺发展可分三期：初以用笔方峻稍带隶意，结体严谨，骨体坚实，清雄秀逸，代表作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等；继而用笔借法篆籀，圆转藏锋，横轻竖重，蚕头燕尾，内究精微，外致磅礴，结体雄阔，质朴豪迈，苍老遒劲，形神兼具，代表作有《大唐中兴颂》、《麻姑山仙坛记》等；终于用笔雄重，端严朴拙又显疏淡，圆润丰腴而不失豪迈，炉火纯青，臻于化境，代表作有《自书告身帖》、《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其草书代表作为世称“天下第二行书”（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帖》）、为悼念在安史之乱中丧身于战场之姪儿的《祭姪季明文稿》，满腔悲愤激情发自肺腑，凝于笔端。
俗谓字如其人，诚哉斯言！顾炎武《浯溪碑歌》中云：“留此系人心，支撑正中夏”；“以示后世人，高山与景行。”颜氏其人其书均堪为后世楷模。
（万 方 文）
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文星》杂志与一桩诉讼
？ 范 泓
四十多年前，在台湾文化界有一场掀起轩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场为时二十一个月的论战，从最初所希冀的试图推动一次新的中国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到后来论战出现“质变”，竟以“诽谤罪”互控于法庭而“偃旗息鼓”，让人始料未及。但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影像及反思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论战本身，确也可成为自中华民国初年以来，中国社会一连串文化论战（“孔教论战”、“国体论战”、“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西本位文化论战”、“中西文化论战”）中较为独特而又重要的一环。2004年4月18日，笔者前往上海西郊看望目前定居在大陆的当年台湾《文星》杂志老板萧孟能先生，从萧先生所提供的有关这场论战的若干史料中可以发现，当时引起这场论战的导火线人物并非在这场论战中“暴得大名”的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李敖，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人物胡适先生。不过，胡适本人并没有参与这场论战。在论战甫起之时，即1962年2月24日，胡适不幸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论战双方不仅没有因其“哲人已逝”而鸣锣收兵，相反更加激烈地将战火蔓延开来，直至卷入司法纠纷，双方才怏怏罢手，不欢而散。
论战初期，双方均以被当时台湾青年人目为“心声”的《文星》杂志为阵地。
《文星》杂志是文星书店麾下的一面旗帜，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杂志。由叶明勋〔1〕担任发行人，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亲任社长，主要编辑包括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小鲁（陈立峰）等人。何凡即林海音的丈夫。《文星》的创办是萧孟能与几位朋友商量的直接结果。在代发刊词中，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按牌理出牌”。这篇有名的发刊词出自何凡的手笔。他之所以提出如此鲜明的“口号”，是“因为当时办杂志是一件极辛苦的事，要有傻劲和傻勇才能成功”，而这种“傻劲和傻勇”竟得益于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一幅漫画：
当时在研商创办《文星》时，何凡特别欣赏一个外国故事中的寓言并深受启发。这个故事是说，在一幅漫画中，一个旁观者在牌局终了时，对得胜者愤愤不平地说：“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话，你没有赢的道理。”作者认为，创造历史的伟人，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就不会有那么多丰功伟业。把它应用到生活方面，如果一个人总想照牌理出牌，他可能一辈子打光棍，结不了婚。如果结婚后夫妇要等到家里万事齐备才要孩子，那可能永远等不到适当的时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婴儿（耶稣），就是在父母逃亡途中，小店里没有客房而生在马槽里的。这可以说是孩子诞生的最不适当的时机与地方。同样的道理，如果是瞻前顾后，就什么事也搞不成……〔2〕
作为《文星》的老板，萧孟能显然认同这样的办刊方式。他说：“这个故事用来比喻从事杂志出版事业的人，真是再恰当也没有。因为大家明明知道‘按照牌理’从事于杂志出版的事业，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业。……相信也许‘不按牌理出牌’可以出现点奇迹，或者不至于垮得惨兮兮的……”〔3〕林海音对于《文星》的诞生感到十分兴奋，她在给台湾作家钟理和的一封信中直称《文星》是“我们朋友办的，综合性，格调被认为在台湾是第一位”〔4〕。尽管如此，从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即《文星》第一期至四十八期，有人认为这是《文星》“平庸无生气的”的头四年。而这一说法更准确地来自于李敖的回忆录：“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5〕李敖的这一说法未免过于简约，但《文星》在创刊四周年的第四十八期（1961年10月1日），出人意料地刊出一篇远在英伦的居浩然〔6〕撰写的火气十足的《徐复观的故事》。这篇尖酸刻薄的文字使得“一向在稿件题目设定与文字语气上作风稳健的《文星》，自此逐渐浮现出一种蓄势待发、积极寻找批判对象、隐约呈现霸气的风格。……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击‘传统派’为‘义和团分子’的头一炮”〔7〕。第四十九期（1961年11月1日）充满霸气的文章是青年李敖一炮打乱天下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1962年11月6日，胡适应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这篇英文讲稿除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之外，第五十期《文星》（1961年12月1日）又刊出经胡适本人认可的讲稿译文（由徐高阮翻译，作者注）。殊不料，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立即遭到了卫道士诸公如徐复观〔8〕、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甚至恶意诋毁。一时间围剿、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热闹不已。客观地讲，这场不期然的文化论战之发生，胡适生前并没有料到。但对于正处在“蓄势待发”中以求改观的《文星》杂志来说，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尤其是深谙市场之道的《文星》老板萧孟能不可能眼睁着与之擦肩而过，尽管这时他并未意识到这场由《文星》引发的文化论战到后来竟会走向一个不可收拾的田地。因此，第五十二期《文星》（1962年2月1日）在《编辑室报告》中这样说：“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对与错的问题应当诉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们也不准备提供什么见解，这是需要大多数人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9〕就在《文星》及时地提供这个“讲台”的关键时刻，一个横睨一世的“文化顽童”李敖不由分说地登场了。他似乎已等待得太久，二十六岁的年纪，精力充沛，雄心勃发，其语气一上来就顾步自盼、咄咄逼人，让萧孟能心中大喜过望。在当时《文星》主编陈立峰的介绍下，萧孟能亲赴台北新店找到了这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双方一拍即合，公私之谊自此肇始，成为“肝胆挚友”。四十多年后，萧孟能这样回忆说：
《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