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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健！薄�
因为乙肝“小三阳”刚强被炒了鱿鱼，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现在他和妻子在廊坊老家只能靠每个月政府支出的二三百块“最低生活保障费”来艰难度日。作为男人他的尊严已经被一个“小三阳”搞得荡然无存。为了能给自己讨回一个“说法”，为了能重新被派上工作岗位，刚强两年来曾上下找过公司的各级领导，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专家的意见，可领导们只有一句话：你是“小三阳”，“澳抗阳性”，我们公司不能用，就是我们极力推荐了你，用工单位也不会要。现在健康人还用不过来呢，何况又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
专家的解释在“健康人”眼里可看可不看，可信可不信，而同事和领导们对刚强的态度使刚强的眼前慢慢地幻化出一堵“墙”，很快这堵“墙”就把刚强和“健康人”分成了两个世界。那么这堵“墙”究竟是平地而起于刚强的感觉里，还是由谁砌的？如果这堵墙肯定是由人把它砌起来的，那么砌墙的人又是谁？是刚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自己？是戒备心重重的“健康人”？还是整个社会目前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严重歧视与集体无知？
我又一次想到了无知。
“无知”是什么？它有的时候会不会把科学阻隔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让人始终处于某种恒定与麻木之中？
当我感觉到了刚强的“墙”存在着的时候，我几乎同时明白了另一种存在，这就是：“乙肝歧视”的墙的确是人为搭建而起的，只不过搭建这堵墙的不是张三李四一两个人，因此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也无力将它推倒。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和刚强的关系已经很友好了，他应该认为我这个记者大姐是能够理解他的，但是当我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现在觉得我和你面前也有一堵墙吗？”没想到刚强的回答依然是硬邦邦：“有！”
刚强的“墙”看来实在是太坚挺了，看来为了推倒这堵“墙”我们也只有依靠社会的巨臂。
我觉得我有责任试着去揭开敷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神秘的面纱，不管这层面纱是轻轻地覆盖在他们头上，还是长期地、死死地已经将这些可怜人裹住。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的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为了制作《乙肝歧视》可以说十多天里我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始终搅在一起，眼前“１？郾２亿”的庞大数字慢慢地在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确切，心一直在往下沉。
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人们一提起这种病，朦朦胧胧地也许听闻过甲、乙、丙、丁、戊各种类型，这当中“甲肝”和“戊肝”确实是可以通过被病人污染了的水、食物、餐具等传播给他人，医学上称之为“粪—口传播”，但是其他“乙肝”、“丙肝”、“丁肝”其实并不容易通过接触传染，而乙肝的传播渠道主要是通过血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乙肝的传播渠道和性病差不多的大致原因。
平心而论，中国人害怕乙肝，躲避“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应该一味地受到不够善良的谴责，不应该统统地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席。正常人保护自己的健康天经地义。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健康人”都不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在说不过去。弥漫在全国上下的“乙肝歧视”目前正客观上给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巨大的心理压力，究其原因我们的政府、媒体对此关注得太少恐怕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疏忽。
为了驱散笼罩在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的阴云，我走访了在北京的一些医生和乙肝专家，其中北京地坛医院院长徐道振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一见面就提出来了的一大堆有关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疑问时一边引经据典，一边深入浅出，他的解释让我在沉闷了许久之后第一次有了些许的舒缓。
首先，徐教授告诉我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中间不能直接用等号连接，但是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体里都有病毒这是事实，不同的是：同是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人是以急性肝炎的形式出现；有的人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利会发展为慢性乙肝；而有的人带了“乙肝病毒”可以一直不显病或终生不发病，这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不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这种传染是不是只和性病一样？传染了会带来什么危害？”“怎么发现？”我想这是我见到徐教授后最想得到的答案。
徐教授听完我的一堆问题，他老人家摇了摇头，笑了。
我不知道徐教授为什么笑，能感到的倒是他的笑很轻松，同时又很有内容。
徐教授告诉我：一般的条件下“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道理既复杂又简单：“乙肝病毒”的传播渠道确实是和艾滋病大体一样，通过血液、母婴和性的接触，其中母婴传染是先天的，这在过去很让人无奈，但是现在新生婴儿只要在出生后的２４小时之内接种了“乙肝疫苗”就可以基本上阻断传染，这个问题变得不需要再争论；第二个方面，血液用品和血液接触可以构成传播，但乙肝病人不能够献血，他们的血液不会出现在正规医院的血库里，一般也和“健康人”离得很远；第三，性伙伴之间有机会相互传播，但一方有毒，另一方没毒，“没毒”的一方如果提前注射了“乙肝疫苗”，身体里也就有了抗体，就不会再被传染。就是没毒的一方没有及时地注射“乙肝疫苗”，一旦染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怕，一般人会很快产生抗体，这样有了抗体的一方也就不会再得乙肝，效果比注射了“乙肝疫苗”还要好。
我不知道我所转述的徐教授的“说法”是不是１００％的正确，但大意错不了。根据数字记载：中国现有人口十几亿，６０％的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过了乙肝，自己并不知道，不知不觉地也就好了，好了就有了抗体，也就没有机会再被感染。徐教授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得过了乙肝的人，什么时候得的，他不知道，已经好了，体检有证明。“我这一辈子几乎天天和乙肝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打交道，我没有再被感染，也一点都不担心再被感染。”
现在的问题就是剩下的４０％。
按徐教授的说法这部分人如果所有人都进行了“乙肝疫苗”的注射，那么这些人也就都没有必要再担心被周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拉进乙肝的泥坑，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轻松。４０％？这不是１０个人中的４个，也不是１００个人中是４０，是十几亿人口中的４成。
我问徐教授：“那么这么说，我们‘健康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
徐教授：“轻易传不上！”
“‘乙肝病毒携带者’摸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摸，比如书本、电脑，抹布，甚至餐巾纸、卫生纸也都没有事？”
徐教授还是笑：“轻易没有事！”
“那么道理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把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爱人吓得如此恐慌？”
徐教授：“那原因就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常识？这点常识普及起来还不是太容易？！”我有点激动，也有些莫名的气愤。
徐教授：“道理是这样。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就没有哪个部门去专门做这个解释工作，对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我们医生能有几张嘴一天把道理说给几个人听？！”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如果人的机体对受感染的肝细胞产生了过强的免疫应答，肝功能就必然会受损严重，这个时候人就会得上重型肝炎。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的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那么什么情况下‘乙肝病毒携带者’会变成慢性乙肝？１／３的又１／３又是怎么会走到肝硬化或肝癌那一步的？”
形象地说，“乙肝病毒”就像潜伏在我们人体里的“特务”，一些人感染了乙肝但不显病，这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直和我们“和平共处”。“小三阳”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和我们处于相对的“冬眠期”，这个时候“乙肝病毒”几乎完全无复制（即繁殖），病人的病情相对稳定，传染性所以很小。
往往一个小孩儿小的时候是“澳抗阳性”，大了，免疫功能增强了，身体里的良性细胞容不得ＨＢＶ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了，于是良性细胞就开始要赶走躲藏在肝脏里的“乙肝病毒”，免疫过程即开始。“乙肝病毒”和人体“和平共处”的时候医生是很难帮助患者治疗乙肝的，但双方一旦在身体里“开战”，医生倒有办法借助药物帮助患者打胜仗。所以在医生看来一个人得了乙肝并不纯粹是一件坏事，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什么时候在身体里已经“开战”，他自己必须随时知晓，不然有些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自行清除“乙肝病毒”了，转氨酶也高，又没有及时治疗，慢性肝炎就会出现，而慢性肝炎一旦持续了５到１０年，“乙肝病毒”还没有完全得到清除，这种状态下这个人就有可能出现“肝硬变”，癌也有可能产生。
采访完徐教授我心里既透亮，又窝囊。透亮的是我终于从专家的嘴里听到了以前很多次从“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嘴里听到过的“我们轻易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说法；窝囊的是关于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医学常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普及，可是中国截止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连“虚拟人”也搞出来了，“载人飞船”也遨游太空了，但是面对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却糊里糊涂？
科学是人们战胜“乙肝”和正确对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最好指南。
科学告诉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洪水猛兽，社会不应该因为“无知”或“缺乏常识”就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满怀歧视。
撩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不难，但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医生、专家，社会各方面都应该施以援手，“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应该到了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奔走、呐喊的时候！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一个在网上使用“松月”、真实姓名叫作张先著的男青年来到了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将一份以反对“乙肝歧视”为内容的《行政起诉书》递交给了法庭，被告则是芜湖市人事局，此后很多媒体都争先对这起“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做了报道。
张先著，２００３年大学应届毕业生，２００３年６月参加了安徽省芜湖市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在其所报考的近百位竞争者中排名第一，然而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也像周一超一样被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被芜湖市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录用资格。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
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
用人单位体检专门检查乙肝五项（即“两对半”，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这样的体检合不合理？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从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