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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近年出版了《一册山河》、《谁是胜者》、《文明的入门》、《鲜花的废墟》等散文著作。十年来，张承志作别了小说，专事散文随笔的写作，这一点与鲁迅后期的专攻杂文仿佛，看来，他是找到了一种批判社会人生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但张承志有鲁迅式的激情，却无鲁迅式的理性；有鲁迅式的尖锐，却无鲁迅式的深刻。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遮蔽了他身上本应有之的现代意识和博大视野。在文化立场上，张承志既反封建、反专制，亦反现代、反文明，呈现出奇妙的悖谬，这使得他常常如黑旋风李逵一般，化笔为斧，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必须承认，张承志的散文奇崛、高傲，充满历史厚度和生命激情，富于情感冲击的语言和呐喊般的句式节奏，对当下散文创作中出现的消费化、快餐化、帮闲化倾向构成强力反拨。他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张扬正义、崇高、血性，痛斥物化与俗化，在以笔为旗的愤激里，蕴含着浓黑之色，发散着阳刚劲挺，显出汉民族难得一见的决绝气质。只是这种拜伦式英雄的桀骜不驯，也往往使他自己偏离了健康的民众意识及平和的文化立场。
这几年，周国平先后推出了《周国平小语》、《今天我活着》、《享受生命》、《安静》、《朝圣的心路》等多部散文集。在一番番“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式的炒作下，周国平屡屡成为媒体焦点，作品也较为畅销。周国平的散文善以语录体与格言体谈论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追求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外观颇为清高雅致，却因哲理的提炼不足而显得矫情，流于琐屑平庸的人生说教。平心而论，他那些人生感悟、读书感言、诗意哲理类文字，更多呈现出的是白领化、趣味化、世俗化特征，与一度盛行的绵软浅薄的“小男人”体并无本质差别。究其实，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散文随笔，失了特有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深度，在一种导师心态的支配下，不自觉地走向商业化写作。于是，当他试图以高深精妙的大道至理点化世俗时，仍不免为世俗同化，让人感慨于所谓哲学的深厚、文学的灵秀，与商业化写作是不可兼容的。苛刻而言，这样的文字类似市场上的大白菜，多一棵不算多，少一棵也不算少。
新千年之初，王朔的第一本个人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出笼，书中二十余篇文章，或谈论自己的创作与追求，或评论文学与文化现象，表达个人喜恶臧否，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倒也痛快淋漓。王朔批老舍，批金庸，也半真半假地批自己，其风格姿态颇为新奇，但作者有限的学养，使得其文字好读而不耐读，流于偏激、轻率与情绪化。某种意义上，以痞子语体参与文学评论，以随笔方式对所谈对象做零距离攻击，王朔开了当代文坛恶先河。继《无知者无畏》后，王朔又推出《美人赠我蒙汗药》，在书中，王朔与一位来路不明的学人“老侠”谈天说地，谈俗论雅，遗憾的是所谈内容多流于常识乃至陈词滥调。王朔的这类随笔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文化的亵渎，而不具备多少文化意义。
五
时下，对一些粉饰历史苦难、书写个人情怀的名家之作的追捧，颇不正常。2003年，杨绛的长篇回忆散文《我们仨》面世，独伴青灯的杨绛先生以九秩高龄，用文字为亲人招魂，其情可感。然而全书读来，只觉其笔法节制，格调清冷，一位学富五车历尽沧桑的智慧老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自私与自恋、小气与孤傲，令人失望。文章折射人格，为文关乎为人。杨绛文本固多传统士子的清雅之趣，但字里行间，除了对其自身及家人充满热力外，对于他人他事，则多的是冷血而非热血；对于社会变革，多的是旁观而非参与。贯串文本的，是一种过于显豁的贵族情怀、精英意识、名士风流，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越矜持。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痛失爱女与夫君之后，在往事之川里的自沉、自失；一位要强的老人，在感慨老天的不公，命运的捉弄。由是全书专诉个人家事亲情，而失了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超然的口吻，活画出时代看客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该段文字涉及的背景，是共和国惨绝人寰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也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此意态悠然，自得其乐，对时代苦难保持沉默，诚非知识分子所为。早年《干校六记》揭露真相的勇气和《老王》、《林奶奶》、《纪念温德先生》等文本中星星点点的人道情怀、平民意识，到《我们仨》中只剩了自夸自炫。
书中提及，1974年至1975年间，钱氏夫妇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接他们游园的好意。但从全书前后文来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岂敢如此大义凛然地去招惹江青呢？所以，拒绝江青的垂青可能有之，怎样拒绝就未可知了。谈到胡乔木同志，作者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多么得体的谀附之辞，既抬高了要人，也抬高了自己，哪里是“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之所为呢？“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一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吻，一派传统士子知恩图报的陈腐观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彰显的正是一种由“隐”而“仕”的得意之情，一种受到国家大员青睐后的洋洋之态，一种赚了便宜卖乖的心理。接下来杨绛又乘胜追击般地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自得，捎带着报复的快感，当代“大隐”的心计与心迹展露无遗。
新千年以来，王蒙出版了散文集《王蒙散文》、《印度纪行》、《访日散记》、《我爱非洲》等。王蒙的散文随笔，本质上是一种杂拌的艺术，彰显蝙蝠的心态——一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游移徘徊试图谋求最大安全值的心态。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但察其近年文本，几无对个人灵魂的叩问，更遑论民族灵魂的叩问、知识分子命运的自省了。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在书中倡导道德原则、良知原则、合法原则、公开原则、尊严原则，探讨“术”与“道”，传授“黄昏哲学”。王蒙一方面标举“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一方面又颇有看到敌手倒霉而禁不住拍手称快之态，彰显自相矛盾的心灵图景。《不设防：我的一枚“闲章”》写道：“为了明朗的生活就要对万事万物采取一种光明、透明、敞开、开放的态度，永远不搞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神神经经。我有一枚闲章，叫做不设防。我特别喜爱‘不设防’这三个字。”但写着写着，王蒙笔势一转：“最后，不设防还是最好的防——在一旦需要防一家伙的时候。我还很欣赏一个成语，叫做防不胜防。防永远是有漏洞有破绽的，能防就能攻，防的严密未必顶得住攻的犀利。而由于不设防而形成的明朗与坦白、交流与信赖、好感与打成一片、好脾气与容易接近，以及由于诚信而得到的了解与支持，这不是最好的防，而且是无处不在又无具体设施可打可拆可成为攻击炮火的靶子的防线吗？当一些别有目的的人企图伤害你的时候，你不是更会博得同情而使那些对你不好的做法陷于孤立吗？……那些想加害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无从下手；那些意欲批倒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没个抓挠；那些咬牙切齿地整不设防者黑材料的人，常常埋怨材料整得不好。妙哉！善哉！”看来，在“不设防”的表象下，王蒙自有其森严城府。“兵者，诡道也”，王蒙的处世之道，更多体现为中国传统的权谋之术，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世俗哲学。全书行文既直白坦荡，又闪烁其词，仿佛一座文字摆下的八卦阵，于散漫随意中暗含阴阳五行、奇门遁甲，令人望而生畏。王蒙的这种人生哲学，其核心仍为东方式的老谋深算，并不具备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某些方面甚至与“厚黑学”相通。
可以想见，生活中的王蒙之所以左右讨好，折衷调和，其意在于能够使自己时时立于不败之地，从容周旋于各类漩涡，又能够全身而退。人情练达的王蒙，主张宽容、多元、和解，喜欢兼容并蓄，试图心平气和，然而终究心难平气难和；“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尤其当他试图把一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化合在一起，比如把崇高与平庸化合，把神圣与世俗化合，把和解与批判、深刻与世故化合时，结果必然非驴非马。王蒙文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和解，确是一种衰老的表征，一种暮年心态的映射。
六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小说家和诗人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异军。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王小妮、林白、翟永明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周涛、筱敏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和诗人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不具备的放荡跳动的质素。小说家和诗人的身份，使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灵活现，行文跳荡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如刘心武的散文，常常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再就是行文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这种问题，在上世纪末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贾平凹近年创作的《西路上》，写西部某油城到处是歌舞厅、按摩房、洗头屋，“前天一个小姐给她的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把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细节信手植入文本，混淆了小说与散文的边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散文《俄罗斯散记》，他说：“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