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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联想局-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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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计算流体力学专业。经常性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网格技术中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3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10年20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孙宏斌说:“其实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包括郭为、元庆这一批人,下海还是学做生意……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得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60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么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偶然入局所造就的冲突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陈恒六似乎对其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2)    
  1988年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内部会议上描述为“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1]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得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2]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唯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做各种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破坏其布局。他不是牧羊人而是耕农,他不能容忍孙宏斌成为田中的稗草。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0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0节  
作者: 迟宇宙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给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3]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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