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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5期-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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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连,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2005年6月22日 
  于北师大小红楼 



记忆严文井
孟伟哉 
  '编者按' 
  本刊首任主编、现顾问严文井同志2005年7月20日在北京病逝。严老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领导,对我刊编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现特刊发本刊前主编孟伟哉同志的回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全体同仁对严老的哀思。 
  文井同志与世长辞,我心伤悲,自得悉这一噩耗,便沉浸于对他的回忆。从1973年中至1987年初,中间虽曾两度中断,在他领导下,毕竟有十余年的工作和接触,对他的离去,心中怎能平静如水。 
  大约5—6月间,在《文学故事报》上,还看到他以书简形式评论韩少功一部作品,以为他还健康,7月21日早晨,当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文井同志去世时,我深感意外。不过,当说到他享年90时,我又有些欣慰。我觉得我知道他晚年的某种心情,曾隐隐疑虑他能不能享此天年。如此高龄,平静而去,说明他很好地把握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 
  记住文井的形象,比熟悉他的姓名更早。 
  那是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东交民巷当时的团中央礼堂,于主席台就坐的人中,只有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谢顶,最引人注目。当时,22岁坐在会场里的我,还没能把严文井同这个过早谢顶的人联在一起。何曾料到,十几年后,1973年,我从中宣部五七干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成为他的部下。 
  文井住在东总布胡同64号,我1979年春搬到红星胡同14号,相距不足半公里,这成为我同他谈工作和私人交往的地缘优势。 
  这个64号,不是标准四合院,更非清朝王爷府,毋宁说是大杂院,但中国作家协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住在这里,而到我进出这个院子时,老资格的老作家只剩了严文井一人。 
  他住向阳的北房,其中有一间实际是坐南面北的铺面房,只不过封闭起来无人做生意了。 
  如我记忆无误,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编辑部,也在这个64号。 
  文井写过一篇关于赵树理的回忆,大意是赵因无力使自己一个孩子上比较好的中学而喟叹自己“没有面子”,自己掌自己脸面的情景。这个不无辛酸和咸辣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院落。那时,赵树理是否在编《说说唱唱》? 
  这里没有暖气。我看到,冬天,文井会熟练地生火炉;夏天,他穿短裤,打赤膊,自称“僧”、“佛”。他身体胖一些。 
  公事之外闲谈时,从未听到文井讲自己有过什么过关斩将的美事,倒是听他讲过自己的“弱项”。 
  他没有讲过1938年如何到延安、如何进“抗大”、如何在“鲁艺”任教、在延安写过什么东西、在《东北日报》怎样做副总编辑等等,倒是坦率地说过,在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时,在中南海,他不擅起草文件,手慢。他说,胡乔木经常让写文件,有时深夜一个电话让写,很急。我写文件慢,不如林默涵,默涵来得快。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中宣部到作协了。 
  他是中国作协早期的或最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没有听他讲过他经历的作协的情况。也许,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政治风暴和运动太过复杂和激烈,他涉身其中,是是非非,一言难尽,不好讲,不愿讲,讲出来倒不好。只有一两次,他拿出他画的邵荃麟等人的小像让我看过。是用钢笔在小纸片和笔记本上随意画的,风趣幽默。 
  以文井的经历,认识的、共过事的文艺界人物、政界人物当然较多,他却极少谈起。他提起过周扬,不过不是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不是政治的周扬,而是人性的周扬,隐隐约约说周扬对他吐露过自己的什么秘密情怀。这种话题,他讲得含蓄,我听得糊涂,到此为止。 
  有一次,我到木樨地那里去看丁玲和陈明,那是丁玲访问美国归来一段时间之后。在他家谈起这次拜访,他兴趣异常地问起一些细节,我一一如实相告。这次探访并非文井的安排,是我作为编辑自主行事。当说到丁玲夫妇请我在政协俱乐部吃饭时,他作结论道,这说明丁玲对你很是礼待了。我的直觉是,他了解丁玲的脾气性格,如果丁玲厌烦我,便不会邀我共餐。 
   
  我是晚辈,涉足文艺界时间不长,对资格、经历、年龄和文井不相上下又共过事的老一辈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全然无知。作为编辑,我们要与广大作家建立关系、保持友谊、组约稿件。在这方面,严文井,包括韦君宜、秦兆阳,没有对我们作过任何暗示,没有对我们施加过任何个人影响,我们是完全自主自由的。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传统。对这一点,我非常满意。以我的感受,有的社、报、刊、人并不是这样。 
  我去看过刘白羽同志,自然不能不谈到出版社的情况,不能不提及社长严文井。文井同志得知后似乎有点儿敏感。我不明究竟。当我向他叙说了同白羽同志见面的经过,他说,你做些沟通也好,有利于团结。 
  文井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他的领导方法相当超脱、放手。 
  1977年末,我写完《昨天的战争》第二部回社履职,仍为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而这时,他竟授予我终审权。终审,按惯例,副总编以上的人才可行使。不讳言,这样器重,使我对工作责任心更强,积极性更高。1978年底或1979年初,我向文井诉说我的住房如何困难,是他亲自关心说话,我才搬进红星胡同。这房子由纸库改建,是简易型,冬冷夏热,毕竟宽敞了些。 
  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大学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 
  文井让我担任这个培训班班主任。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每个学员写一篇作文,由我讲评算开班第一课。 
  我不讲客气话,不回避我认为的每篇作文的缺点和毛病,有意地坦诚相告每位作者,希望给他们留下较深印象,激发他们认真学习。结果,我讲评后,不少人受不了,反应强烈。无奈之下,我将全部作文送文井社长审阅。他看过后,同意我的讲评,更坚定了培训决心。 
  这个培训班,整整脱产两年,重学了文学史、文艺理论等大学本科多门课程。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受培训的同志,现在,有的成为知名评论家,有的成为得力编辑,有的成为行政管理骨干或其他出版业务内行。 
  现在讲人文关怀,这些同志如果抚今思昔,该理解当年培训的人文价值有多么大了。我想说的是,文井同志若没有进过延安“抗大”和“鲁艺”,可能是另一种思路。看看当今企事业单位如何招聘,这个培训班可称为延安模式了。 
  “文革”动乱中断了中国作协的工作。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穴含戏剧、音乐?雪先行恢复业务。从1973年到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前,人文社成为全国作家注目的中心和园地。为复苏文学生机,人文社于1979年4月在友谊宾馆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 
  会前,文井找了我们两三个人酝酿他在会上讲些什么。经过交流,他准备了一篇主旨发言,在开幕时讲,让大家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时,请茅盾先生到场,并将女作家竹林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穴由我缩写?雪、冯骥才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穴由李景峰缩写?雪的故事梗概,提供茅公。茅公肯定了两部作品,说《生活的路》“希望更大些”。 
  文艺的思想解放有个过程。没有这样聚会的促进,《生活的路》不会及时问世,而此前,由于在人文社意见不一致,《铺花的歧路》由我推荐给李小林在《收获》刊出。 
  友谊宾馆这个座谈会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1979年第三次作代会,严文井作为中国作协老领导是当然代表。这次会议的选举,给若干方面留下遗憾和不愉快。我对文井留下的印象一向是:他言语谨慎,凡全社开会,尤其是政治性会议,他总是写在纸上,宣读一遍。给人的感觉,他对“文革”心有余悸。三次作代会后的某一天,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极为罕见地他说出这样的话:“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对待我。我以为他们至少会安排我成为一个书记处成员,想不到是这样……”我对文艺界情况了解太少,对那次会议也懵里懵懂,不能应对他的慨叹,只觉得他可能真是憋不住了。转而谈了什么,至今毫无记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觉得他精神上多了些郁闷。 
   是这之后还是其他时间其他事由,他告诉我,贺敬之同志来看过他,只这一句话,未讲内容。我自然也不能问。 
  印象中,文井不爱串门,似乎从不串门,下班之后只要去他家,他准在。有一次,他出访归来,拿着两件纸尺类小玩具,来到红星胡同我家给我的孩子。我让孩子们称他爷爷。现在得知,他比我父亲早生一年。他这次串门,我十分稀罕。 
  1980年前后,记不起什么背景何种原因,文井在社里很忙很累。好像是1982年吧,他竟劳累得有了脑中风迹象——舌头不灵便,嘴唇闭不拢,说话有些困难。大家劝他休息,他还撑着。终于,有几天,他反复说:“不干了,我不干了!”之后,好像是由韦君宜与北京市联系,他住进了宣武医院。 
  我去医院看过他,交谈之间产生某种灵感,不久写出一个短篇小说——《舌头》。 
  文井以写童话著名。但在同他接触中,我从不记得他讲过哪一个举世皆知的童话作家。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他家,他很郑重地说他重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赞叹写得真好。受他感染,我也重读了《老人与海》,并在想,文井赞叹《老人与海》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童话是幻想世界,《老人与海》才更像他必须面对的现实人生? 
  一次,在东总布他的家,谈起我的家乡,他说,我的《小溪流之歌》就是在你的家乡孕育出来的。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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