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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5期-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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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芬说:“哦,是针,扎手上了……” 
  “咋样?邪乎不?”老金头一边说,一边奔过去,一把抓起了桂芬的手。 
  那手凉凉的。 
  桂芬红了脸。 
  仅仅一瞬,老金头就放了手,仿佛被烫了一样。 
  随即跑了出去。 
  桂芬没说话,看着空空的窝棚的门,心里酸酸的,怜惜着。 
   
  8 
   
  第二日,桂芬要走了。 
  这是早晨起完硏后,桂芬亲口告诉老金头的。 
  桂芬说:“金大爷,待会儿,我就回去了。” 
  老金头一惊:“咋这么快?” 
  桂芬说:“家里活儿忙……曹二又不能回去帮我。” 
  老金头心里翻江倒海,说:“你是不是为了,为了……” 
  桂芬明白老金头的意思,笑了说:“您想哪儿去了?金大爷,您老好呢!真心的,您老好呢!” 
  不料想,老金头听了这话,眼睛立刻就湿了。 
  桂芬是贴晌走的。当时,不论李三还是张老七,都在窝棚里,大家说笑着。曹二也准备好了,要送桂芬一程。起初,老金头也在窝棚里,却不吱声儿,只抽着烟,吧哒,吧哒……也听着李三他们说笑。可是,在桂芬和曹二快要动身的时候,他却离开了。 
  他默默地,也没打招呼,就往门口走去。 
  “哎,老金头儿,你上哪儿?”李三问。 
  “早上起硏,我看硏漏了,得去补补……”老金头边走边说。 
  “你急啥?弟媳妇就要走了,哪能不送人家?”张老七说。 
  这当儿,老金头已经走出门去。悄悄地,桂芬跟到了门口。老金头头也不回,走向水边。桂芬在门口站下了。不知为啥,她心又酸酸的了。那时候,秋阳照在她娇好的身材上,一片绚烂。 


天堂水寒
程绍国 
  程绍国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1991—1993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高晓声,和才女烈女圣女林昭,是林斤澜的同学。哪个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在无锡,是当时流行的“干部学校”不在“学制”之内。学生多来自江浙(高晓声江苏武进人,林昭是江苏苏州人),招生不论年龄,不论学历,只论学识和才干。学校起初有培养接收台湾干部之说。1949年7月开学,至1950年5月止,“抗美援朝”发生,学校停办。同学中后来有些名气的还有陆拂为、房仲甫、林楚平。 
  陆拂为是新华社“名记”,同穆青合写《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房仲甫原在交通部,写下《中国水运史》和《海上七千年》两本书,提出中国人首个发现美洲的论点;他说当今的南美人,就是中国人和土著的杂交。林楚平是新华社的资深翻译,离休后才圆了文学翻译的梦,并著有《在花毯背面》《油纸伞》等散文集子。 
  林斤澜这几位同学,高晓声1983年来温州我见过,林楚平于我比较熟悉,他是温州人,我到北京,他到温州,时有碰面。林楚平很谦逊,很平和,很严谨的样子。一起吃饭或者谈天总是微笑,不大笑,也不大声。每一句话都是缓缓的,清清楚楚的,落到实处的。他接受《池上楼》约稿,接受了就认真地写,没有敷衍稿。开初,《温州晚报》上找不到邮编,先生不知哪里找到邮编,还写上“浙江省温州市人民西路69号温富大厦三楼《温州晚报》社文化娱乐部程绍国收”。非常老到。而我打稿费时可能字迹潦草,邮电局给他的汇单几次写为“柯楚平”,害得他多次跑,多次打证明。而他的文稿总是手写,清楚又清丽,文面未见涂改,样子赏心悦目。他又是周到过了头的人。有一回写信要一本温州书,我便给他寄《温州辞典》,并说明这不是买来的。不想两年后,他到温州探亲,找到我的单位,把一套《茨威格小说集》上中下三本给了我。没有一篇是他翻译,出版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可见他是买来的。茨威格的东西我家不少,可那么重的三卷本又让他背回去吗! 
  七八年前,他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可至今还写散文支持我的副刊,那么是得幸把魔鬼给甩了。他静观万物,客观记述,他的散文不论恋乡、怀人、记事,都厚重、扎实、自然,透出世事沧桑和人间冷暖。涉笔成趣,不事雕饰,常能于一文中熔观点、知识、情趣于一炉。深厚而不呆板,睿智而不说教。偶涉时政,只谈些平常道理,不无病呻吟,不故作艰深,不花拳绣腿。通篇氤氲着的文化意蕴是一般作家无法营造的。林斤澜赞赏,可是他的名气不大,出版困难,《在花毯背面》和《油纸伞》都是林斤澜推荐的。李辉算是林斤澜的忘年交了,他编《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笑着说:“你得把林楚平的一本搭上,不然……”李辉把《在花毯背面》拿来一看,嗨,真还是好文章! 
  林斤澜对我说,他的成名作《台湾姑娘》,主人公“娃莫载”的原型,便是林楚平的“下女”(台湾称女佣为下女)和初恋情人。林斤澜和林楚平1946年在台湾,因为“地下党”,次年被捕,关了一年多,又一同出狱,躲在煤船逃到上海。 
  但林楚平并不看好林斤澜的小说,反而劝林斤澜多多写文论!我想林斤澜小说的个性过于突出,世界上不见类似,林斤澜的“套路”他还没有懂得,没有摸清。啊,一生的同乡至友! 
  林斤澜生于1923年,比林楚平小两岁。叶至诚小林斤澜3岁,高晓声小5岁,林昭小9岁,林昭可能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中最小的学生。进校时才17岁,但已显露出才女的棱角。林斤澜说:“倘用一句话概括林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她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有些不喜欢她。”次年临别赠言,林斤澜给了林昭的竟是这样四个字:“生不逢辰”。林斤澜至今还记得这四个字,可见林昭的印象给林斤澜深刻的程度。 
  “生不逢辰”透着不祥,见她短促一生,不禁唏嘘。 
  林斤澜又说,林昭的遭遇是最惨烈的,谨谨慎慎的林楚平一生照样坎坎坷坷。叶至诚在反右中落水,几十年夹着尾巴。林斤澜形容高晓声:“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京至今仍有同学会,只是人数逐年递减,笑声渐少。只是一个段子回回提起,常提常笑:1949年一个冬晚,林斤澜和高晓声、陆拂为等四人在无锡一个小酒店喝酒,不想付账时四人都没有钱。林斤澜只好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哆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了他的皮衣。 
   
  林斤澜说,认识叶至诚是在高晓声处,“是我主动和他结交的”。他那时羡慕叶至诚,一是叶的文章写得比他好,二是叶有一个极好的家庭。叶的父亲叶圣陶德艺双馨。他在《再念至诚》中写道: 
   
  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1937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做序,后者由朱自清做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陶。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大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涣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1944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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