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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英国外交文件不可能是从他的大使馆里被窃取出去的大使先生埃里克·
德鲁蒙德爵士（不久就变成了拍思勋爵），现在终于意识到需要对大使馆的安全问
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了。因为外交部里没有负责安全的官员，他只好求助于秘密情报
局反间谍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少校。维维安谦虚地宣称说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工作
并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考虑到外交部更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他同意展开一次调查。
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重大问题。使馆里的文件、保险柜
和红匣子都不安全，而且“未经授权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档案馆
或者档案室里呆上很长时间”。
没过多久，维维安认定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可能就是那个窃取钻石项链并将至
少是一部分文件提供给意大利情报部门的人：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在档案馆已经工作了2且年。因此，他可能对大使馆里有些
或者全部文件和财物的丢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的哥哥（弗朗切斯科）曾经
也是档案馆的职员，不久前因为进行非法交易而被解雇。我认为他也不能摆脱与这
件事有联系的嫌疑。另外，虽然外交官们当时并没有把他与这件事联系起来，但我
认为他或者是他的哥哥，或者是他们俩就是在1925年窃取了锁在档案室文件柜里的
两份“R”型密码的人。
虽然埃里克·德鲁蒙德爵士出于礼貌，对维维安提出的改进使馆安全措施的建
议表示了欢迎，但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且，他和绝大多数使馆人员都不相信对
塞孔多·康斯坦丁尼这个被他们当作“家庭的朋友”的人的怀疑。他不但没有被解
雇，相反作为对他在使馆里长期和所谓忠诚的服务的奖赏，1937年5月，他令人惊讶
地被邀请到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
在伦敦的公费旅游结束之后，塞孔多·康斯坦丁尼又开始向他的哥哥提供英国
的秘密文件；弗朗切斯科把这些文件交给阿克塞尔罗德的情报站和意大利情报机构
复制，再把原件还给塞孔多。在维维安的调查之后，康斯坦丁尼居然还能够接触到
使馆里的文件，对这一现象中心满腹狐疑。由于不能理解英国外交部门对使馆安全
工作如此疏忽大意，中心认为这是英国或意大利，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狡猾而险恶的
阴谋。于是于1937年8月停止了与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正常联系。
康斯坦丁尼兄弟、金上尉和其他潜伏在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外交部里的间谍提供
的密码资料，都被送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技侦四局共同组建的一个技侦单位。这
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机关，它并不在鲁比扬卡里边，而是在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外交
部大楼里。1933年开始在这里工作的叶夫多基姬·卡尔采娃垢来使用彼特洛娃这个
名字）介绍说，其工作人员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地点透露给他们的直系亲属。
与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一样，她非常害怕这一单位的负责人格列布·伊万
诺维奇·博基。博基以残暴而著称，1918年他曾在彼得堡实行过“红色恐怖”，内
战期间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过恐怖统治。而且，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为自己
非凡的性能力而自豪，并经常在他的郊外别墅里组织周末性聚会。卡尔采娃非常害
怕被邀请去参加这种狂欢之夜。值夜班对她来说是最不安全的，于是她选择“最普
通、最单调的服装，以避免引起博基的注意”。
虽然这个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四局联合组建的机构的负责人生活堕落，该机
构却是世界上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技侦情报机构。特别是，由于比斯特罗列托夫和
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它从间谍那里得到的协助比任何和它类似的西方情报机构都要
多。米特罗欣档案显示，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至少能够破译出英国。奥地利、德国
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外交通信。还有证据表明，它也可以破译日本、土耳其的某些电
报，以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法国的电报。在30年代，没有任何一家
西方的技侦机构能够搜集到这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由于无法得到这个机构破译的大部分密码情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在苏联外交
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技侦部门的确破译
了日本方面发出的关于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谈判的电报。1936年11月份
德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协议的公开版本中，只提到德日双方将交换有关共产国际
活动的情报并共同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活动。但是它们的一项秘密协定还规定，如果
缔约方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的）无端攻击或者攻击威胁”，双方都将立即协商
采取行动，并“绝不做任何缓解苏联局势的事”。虽然日本实际上仍然非常希望能
够避免被卷人一场欧洲战争，而且也并没有打算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但是苏联还是
从这个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险恶用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三天后，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宣
布莫斯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协定。他的讲话中还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密码破译工作：
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
协定中，反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
博基领导的这个机构还破译了意大利的外交通信，而这很可能又导致苏联掌握
了意大利决定第二年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情报。
由于在英国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间谍和密码破译人员，加上英国外交部本身松懈
的保密措施，苏联的情报机构能够获得大量涉及它的主要对象国大不列颠
的外交政策的情报，然而规模比苏联小得多的英国情报部门却很少能了解到苏联的
政策。自1927年以后，英国的密码破译者根本无法破译苏联的高级通信（虽然他们
在破译共产国际使用的较为简单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英国秘密情报局甚
至在莫俾科没有情报站。1936年，英国大使维斯康特·奇尔斯顿驳回了在莫斯科建
立情报站的建议，理由是这样做“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麻烦”。但是没有秘密情报处
的机构，他又对无法了解到苏联决策的重要内容而感到失望。
可是苏联对其搜集到的政治和外交情报的理解能力，比起它搜集这些情报的能
力来就差得远了。在分析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动机时，苏联本来就有一种用
阴谋理论取代务实分析的倾向，而在30年代，由于俾大林越来越倾向于自己进行情
报分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斯大林并不鼓励其他人。对情报进行分析；
说他们是在“进行危险的猜测”。据报道，他曾说过：“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只把事实和它的来源告诉我就够了！”因此，外国科里根本没有分析部门。整个斯
大林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年代中，情报报告就是对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进行综
合，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或者分析。负责编辑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性命，
生怕他们没有说出斯大林想听到的内容。在筛选中心获得的宝贵的英国外交文件和
通过密码破译得到的情报时，他们首先要发现的就是针对苏联的阴谋。因为斯大林
同志，这位“列宁的出色的学生、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儿子。列宁事业的称职的接
班人和伟大的继承人”确信这些阴谋肯定存在。因此，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主要职
能就是强化斯大林对西方世界错误的理解，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
中心对英国外交部有关1935年3月约翰·西蒙爵士、安东尼·艾登和希特勒在柏
林进行会谈的记录的处理，可以说是中心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而歪曲情报的一个
典型例子。在外交部的金上尉和在罗马大使馆的弗朗切斯科·康斯坦丁尼都提供了
这份记录的副本。在会谈开始九天前，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凡尔塞条约，
希特勒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这次希特勒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
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苏联的怀疑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目的是
了解希特勒到底希望如何对凡尔塞条约进行修改，看一看有没有接受其要求的可能。
但这却引起了莫斯科很大的疑虑。希特勒一边否认自己有进攻苏联的企图，一边声
称存在着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他声称自己“确信终会有一天人们将急切地寻求合
作和团结，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西蒙和艾登没有表现出丝毫要签订
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协定的兴趣，但是他们与希特勒交换的相当普通的外交辞令在莫
斯科看来却是暗藏着险恶的用心。外交部的记录中有一段话：“英国外交大臣由衷
的感谢在柏林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德国方面所表示出的友好和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英国方面的会谈记录长达23000字。而中心向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交的俄
文译本只有不到4000字。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洁处理，而是选择了西蒙、艾登、
希特勒和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讲话，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显得和连续的谈话一样。
由于省略了一些详细的上下文环境，因此许多话的意思被歪曲了。或许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开始，西蒙的一段话被误解为给予了德国占领奥地利的自由处理权。
中心无疑是为了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保持一致，把西蒙和艾登赴柏林的访问看
做英德一系列会议的开端。在这些会议上，英国的政治家不仅要设法取悦希特勒，
而且还会鼓励他进攻俄国。事实上，虽然一些英国的外交家会高兴地看到两个独裁
者自己发动互相攻击，但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或政府都不会试图导演这样一场冲突。
然而，30年代诞生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的阴谋理论，却在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依
然存在。国外情报局1997年出版的一本官方历史书坚持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英国外
交部的文件和更多的封存于档案局的档案都是不可靠的。该资料还声称，英国政府
仍然企图把反映二战前英国外交政策可怕现实的文件隐藏起来：
30年代的一些涉及英国领导人与法西斯德国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希特勒本人在
内的会谈内容的文件，至今还被保存在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档案中。英国人不希望暴
露自己曾经实行勾结希特勒并敦促德国向东进攻的政策的证据。
克格勃绝密档案
剑桥“五杰”
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对外情报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雅瑟
涅沃国外情报局的记念馆里，这其中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或许可以
算得上是所有大特工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国外情报局的官方赞美词中这样写着：画
像中“他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立刻就能“吸引住参观者的注意力。”
直到1990年克格勃才公开承认多伊奇的特工身份。甚至在今天，他职业生涯的某些
方面仍然被莫斯科认为是不适于公开的。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也是苏联情报界历史上最卓越的。1928年7月，也就是在他进
人维也纳大学学习大学课程不到五年之后，他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而此时他刚24岁零两个月。虽然他的论文是关于化学方面的，但是他对哲学和社会
学也有深人的研究。或许是为了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整个学生时代他在大学档
案中都称自己是个严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已被他对于共产
国际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感取代了，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贫富
差别的世界新秩序。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神圣革命形象，蒙住了多
伊奇和他后来招募到的理想主义间谍们的双眼，他们看不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
日益残酷的现实。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充当秘
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1929年与他结为夫妻
的奥地利人，约瑟芬也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
在多伊奇的新世界观中，性解放和政治解放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为共产
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
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