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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逻辑，推动着各个国家去提高综合国力。一些国家还把对综合国力的追求视做是自己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对国际体系内国家力量的变动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第二部分北京朝圣？
大豆（阿根廷和巴西为大豆生产王国）的价格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点。原因是什么呢？中国需求！铁矿石（巴西生产）的价格难道没有暴涨吗？因为中国炼钢厂需要！铜（智利和秘鲁的特产）的价格在２００３年不是上涨了１５％吗？还是因为中国工业的需要！巴西的童子鸡、阿根廷的牛肉呢？也同样是中国需要的，随着中国１３亿人口中的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食品也变得丰富多样。还有铝土、碳氢化合物、小麦、食油、饮料……中国这个日益壮大的机器需要一切。（法国《费加罗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的崛起在２００４年得到了格外地关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从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和平攻势，高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被系统论证。作为“和平崛起”内含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由贸易上升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日韩等等，都在讨论或已经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模式”增添了魅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在中国很多人眼里属于“老右”的专栏作家，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祈祷吧》的文章。他写道，如果你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欧盟、菲律宾的领导人，那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祈祷，祈祷词包括：亲爱的天父，请保佑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政权平稳，让中国领导人活到１２０岁，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们有生之年保持每年９％的增长率云云。这篇“祷词”指出，中国正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在亚太地区媒体上的名人斯蒂芬·罗奇。这位分析师几乎每天都在撰写报告，他报告的基调是“感谢中国”。在一篇评论中，他说“感谢你，中国，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熟悉中国“文革”的人读到这个句子，或许以为罗奇先生接下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为论证所谓的“中国道路”而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１００多次非正式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概括地说是三个“定理”三个“公理”。所谓三个定理，指的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所谓三个公理指的是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三个原因。拉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
上述三个例子，或许并不能代表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的全貌，但是如果回想一下世纪之交和２１世纪初年海外的中国舆论，就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海南撞机事件，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把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到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流行，中国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且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最持平的看法也不过是把中国看做硬实力上升很快，而软实力很欠缺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所折射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所谓的正常状态，指的是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这一转变是对中国经验的彰显，换言之，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即使仍然持“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丰富了自己的“威胁范围”。这些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中国模式”。中国的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软力量，中国经验可以在国际软力量舞台上争取一些发言权，以从美国那里抢走一些“客户”。
第二部分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形象曲线，大体上就反映着软实力的波动。而造成其形象波动的原因，是转型空间上的多重叠加和时间上的浓缩。一个历史时期因成功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升了的软实力，被新的历史波浪所淹没，软实力无法得以持续累积。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奉行“追赶战略”。目前仍然如此。在中国１００年的追赶历程中，最近２５年所取得的成就尤为世人瞩目。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多年世界领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中国已经崛起为制造大国，被称做“世界工厂”，中国人均收入２００４年突破了１０００美元。中国是世界核大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无疑构成了中国的软实力的基础。
但是，从软实力的角度评价中国的追赶，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喻希来认为，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软实力下降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５。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穴包括制度知识？雪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的崛起在２００４年得到了格外地关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从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和平攻势，高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被系统论证。作为“和平崛起”内含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由贸易上升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日韩等等，都在讨论或已经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模式”增添了魅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在中国很多人眼里属于“老右”的专栏作家，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祈祷吧》的文章。他写道，如果你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欧盟、菲律宾的领导人，那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祈祷，祈祷词包括：亲爱的天父，请保佑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政权平稳，让中国领导人活到１２０岁，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们有生之年保持每年９％的增长率云云。这篇“祷词”指出，中国正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在亚太地区媒体上的名人斯蒂芬·罗奇。这位分析师几乎每天都在撰写报告，他报告的基调是“感谢中国”。在一篇评论中，他说“感谢你，中国，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熟悉中国“文革”的人读到这个句子，或许以为罗奇先生接下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为论证所谓的“中国道路”而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１００多次非正式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概括地说是三个“定理”三个“公理”。所谓三个定理，指的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所谓三个公理指的是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三个原因。拉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
上述三个例子，或许并不能代表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的全貌，但是如果回想一下世纪之交和２１世纪初年海外的中国舆论，就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海南撞机事件，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把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到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流行，中国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且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最持平的看法也不过是把中国看做硬实力上升很快，而软实力很欠缺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所折射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所谓的正常状态，指的是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这一转变是对中国经验的彰显，换言之，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即使仍然持“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丰富了自己的“威胁范围”。这些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经济、军事和地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