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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弃假知识上，哲学对超越性没有建立一种可 与科学知识相比的实证知识。
哲学能够使我们的良知清明；它能表示出我们如何体验 到对一种我们所认为必然的普遍律之必要。它甚至能表示出 遵从这种普遍律的真正失败而使得个人重新感到无条件遵从 之必要—— 虽然没有普遍性或普遍有效性；这里，哲学又能 表示出时间中的界线和失败。
在一切途径上，最主要的是达到“根源”，在最高的自觉 中，在这个根源的地方，此种必要性在这世界中变成明显的， 尽管未能实现于这个世界，但却透过它的遵从而产生了真正 的“存有”。
哲学能使我们知道这一种“根源”是可能的；不过，它 不能预想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和表示什么。因为“实在”是 历史性的而有待于一再生起于这世界中的每一个体。就其为 可言说的而言，哲学在实质上所论的和在历史上所回顾的任 何事物仍然是相对的，同时，必须加以解释和利用以变成达 到一个自己原有对至高无上者（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之理解 的途径。
在沿着这些路线思维时，哲学使用一个双重假设，此双 重假设在客观上是不可以证明的，但在实践上是可以完成的。 第一、在面对这世界的一切威权，人是自律的：个人在他成 长过程的最后，在他密接于超越性以及超越性的责任上，他 决定了什么是最高的真实者。第二、人是超越性的一种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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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最高无上的决定中去服从超越性，乃把人带到了他自 身的“存有”。
我如何在万有事物的充实之中，能成功地获知这传达的 信息（ｃｏｄ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如何在我与超越性的各种关系中，能 成功的具体存在，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对超越性的遵从中，能 成功的获得我自身的“存有”，所以这些都连接到一个基本问 题，即“太一”（Ｔｈｅ Ｏｎｅ）如何存于众多之中，“太一”是 什么以及我如何才能知道这“太一”。
四、我的著作
到现在为止，我曾三次想完成系统的著作：我的《一般 精神病理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１３），我的《世 界 观 的 心 理 学》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ｅｎ， １９１９）以及我的《哲学》（１９３２）。
在《一般精神病理学》中，我不曾把一切东西都建筑在 一种理论的基础上，也未曾在所研究之问题的全体观点上去 整理我的意见，而是发展各种研究方法，以说明各种方法的 结果是什么。这个系统事实上是各种方法的一个系统化。我 的著作的目的是：避免独断的假知识，藉以明白的认知它们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和 限 制 而 加 强 研 究 的 无 碍 眼 光 （ｏｐｅｎ ｖｉｓｉｏｎ）。去认知我们知道的东西，那在科学实用上，一点也 不是意料中事。
在《世界观的心理学》中，我试图系统地提出人类可能 有的一切仰信、世界观和态度。这是一部兴旺的属于少年期 的作品，一直到今天，我还承认此书的内容是我自己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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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它的方式却是不合适的。我曾想在纯粹观照中，让 一切到来的东西在我面前通过，然而事实上，我追寻单纯的 “人之存有”的真理，把它视作两极性的综合体，并且到处指 出错失、虚空、颠倒的倾向。这里，误认自己为客观描述心 理学的，是隐含在背后的哲学。
在我的《哲学》中，我的系统的研究来自于三个超越方 法。在世界取向中，借一种“必然的超越性”（ａ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ｃｅ－ｄｅｎｃｅ）我认识了一切存在者的表相（卷一）。越过 这个基点，我借看“存在性的解释”而使自己认识了自己到 底是什么以及能是什么（卷二）。最后，在形上学中，越过这 两个预想而走向超越性。我追求思想的各种途径，“存有”本 身将自己表现给我 （卷三）。
与前述的两部著作相反，我的《哲学》一书完全是以自 觉的训练而作成的。它不再只是表现，因为发生于实践活动 中的超越活动，每次都必须重新加以展开而为一种平静的思 想气息，因此，每一章都为一单纯而弥漫全篇的线索所统一。 全书所有各章只能根据这个观念的线索而当作一个整体去了 解，不过，每一章又可以单独地加以了解的。
然而，《哲学》一书的内容不在它的一贯的基本观念，而 在透过它而产生的东西上，正如我的《精神病理学》，其系统 化不是关于对象的，而是方法论的，同样，我稍后的哲学思 维也不是关于本体论的，而是攻击性的，它不认知存在的东 西（ｗｈａｔ ｉｓ），而是说明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重要的是在特殊的 内容和解释。
在这三部主要著作之外，是一些次要的作品。历次在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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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发表的有关精神病学方面的文章，属于我的精神病理学； “斯特林堡与梵高”（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Ｖａｎ Ｇｏｇｈ）这篇论 文属于我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此后的几年，我从事休息并 集中力量于思考，直到我的《哲学》一书问世，《当代的精神 境遇》（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英译本 是以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的名称出版的） 属于 《哲学》一书。
自那时以后，我的工作包含两个计划，我似乎感到这两 个计划是我这生中最后的工作。我一直为这两个计划连续工 作了好几年。我称这两部计划的著作为《哲学的逻辑》（Ｐｈｉｌｏ A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和《普遍哲学史》。我想借《哲学的逻辑》而 对这个时代的逻辑的自觉有所贡献。这种逻辑的自觉之属于 我们新唤起的哲学思维，正如黑格尔逻辑之属于唯心论或归 纳逻辑（如约翰·密尔的逻辑）之属于实证主义时代一样。在 这里，一贯的基本思想本身乃成为主要的内容。在《普遍哲 学史》中，我想不以年代先后来写出历史上有名的哲学思维， 而作为在人类中显露“存有”的一个伟大现象；此伟大现象 在有关科学和宗教、艺术和诗歌方面，如何经常受社会环境 和心理事象的影响，从它的几个渊源 （中国、印度和希腊方 面的）而长期发展；它如何奋力将对立者变成单一的、伟大 的和有组织的统一体。这些问题在每个时代都没有获得解决， 而由于这种失败，乃导致了对“超越存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之真理的认识。
不过，这些著作，现在尚未产生。《逻辑》的几部分，发 表于在哥林根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和法兰克福所作的几次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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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存在性》一九三五发表并出版于哥林根，英译本是 Ｗｉｌｌｉａｎ Ｅａｒｌｅ所译，书名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一九 五 五年纽约Ｎｏｏｎｄａｙ书局出版；《存在哲学》发表于法兰克 福，一九三八年柏林出版）。在我所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论 《尼采》（一九三六年，柏林）和论《笛卡儿》（一九三七年， 柏林）都已出版了。论《尼采》一书是打算作为对必将产生 存在哲学之思想激荡的一种引论。在《笛卡儿》一书中，我 想从根本上指出近代历史上的基本错误，即误将思想当作合 理的有效知见，以及由近代科学的本末倒置而带来的不幸，当 这种科学开始兴盛时，此一不幸就出现了，而且，自此以后， 这种不幸一直与它不离。
逻辑与哲学史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少了这一个，我们就 很难把握另一个，因此，研究其中之一，有助于研究其中之 另一。在那方面展开为思想世界的，在这方面便被表现为思 想的实在。
我的哲学思维向来反对把系统当作一个使“存有”与真 理明白地展露在我们眼前且在一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整体。但 同时，就寻找“秩序”、“一贯”和我的各个思想之间的彼此 关系而论，在我的思想中，我自始就是系统的。系统不该企 图抓住“存有”；系统研究的目的是在严格的保持以任何方法 展开的更进一步的哲学发展的有效性，反对系统的意志并不 排除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研究，这个意志将 会导致混乱。展开系统的研究以作为逻辑中“理性的工具”， 我认为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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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我在一九四一年计划的东西，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一 九四一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种种危难及健康上不适的环境， 使我的工作能力减弱，最后根本就不能工作。一九四五年以 后，今日世界的种种问题又接着来了，哲学的工作还是被丢 在背后。
其后，我的《哲学逻辑》的第一卷以《真理》为标题发 表了，这是系统的纲要之第四个计划。
此外，经过完全重写以后的《一般精神病理学》问世了， 虽然我的基本研究还是一样，但它已变成一本新书了。
最近几年来一连串篇幅较小的书，是以比较简单的形式， 企图把我篇幅较大著作中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材料，应用到较 广的范围中去。
（二） 齐克果与尼采
一、从历史上作反省；现时的处境
理性面若没有它的另一面—— 非理性面—— 是不可思议 的，并且在真实世界中，从来没有不具另一面而出现过。唯 一的问题是此另一面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如何存留？以及他 如何被人掌握。
努力去吸取非理性面及反理性面，通过理性来使它形成， 把它变成理性形式的一种，事实上，到最后显示它与理性为 同一之物—— 这是合乎哲学行为的；一切存在都须变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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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秩序。
但抗逆性的意志与诚实的心智对此都加反对。它们认知 并肯定不可克服的非理性面。
只要我们肯去认知，就可以在此时此地的暗昧之中找到 一个非理性面，事实上，它仅被理性形式所封存，却从未被 消除；非理性面存在于实际经验之中，这种实际经验就是实 际经验而非其他，它含藏于我们所经验的诸种日常生活之中 而非其他；非理性面是包含在对宗教性的启示之信仰中。任 何哲学行为，如果意图将存在溶解于纯粹理性，到最后都会 违反其自身，保留非理性面；这个非理性面可能缩化为无关 紧要的渣滓，或某些原始事实，或一种冲动，或一件偶然事 实。
意志在对自身有利的认知之下，把这些可能性加以利用。 一个卫护理性与反抗理性的战斗于是发起。纯粹的、透明的 理性趋向安身于可理解的事物；站在它反面的是另一趋向，要 毁灭理性，不仅要指示出它的限界，并且要把它奴役。我们 意图把自己从属于不可理解的超感知面之下，而这种东西是 通过人的最低层向世界显露它的面目，并做各种要求的。我 们希望将自己从属于冲动与热情这些自然性格之下，从属于 当前所呈现的直感事物之下。这些冲动原是哲学与之紧密相 关的，现在哲学把它们阐释为一种非理性的知识：哲学表示 出自身的陷落于非理性，反理性及超理性，以做为对它们的 知识。但是，即使在对理性最彻底的反抗中，最小限度的理 性仍然是存在的。
为要显示理性与非理性在一切思想的基础上多面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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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哲学自身诸种实际原则中对哲学史做一番分析是需要 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经过挑选的事点。
对于希腊人，存在的问题已经呈现在神话之中。希腊诸 神的清彻性，被命运之庄严的不可理解性所包围，限制他们 的知识及能力。
大部分哲学家都曾偶然地，虽然是以某些重要的方式，触 及理性所不可达到的事物。
苏格拉底曾聆听过不可解的神灵之可怕的声音。柏拉图 认知疯狂，认为从病理学而言，它是低于理性，但它若来自 神明，则高于理性；只有通过疯狂，诗人、情人与哲学家们 才能窥见本体 （Ｂｅｉｎｇ）的面目。确实，在凡人的事物中，依 照亚理斯多德的想法，幸福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然而亦不全 然如是；幸福有时可从不具思考，甚至违反思考而来。对亚 理斯多德而言，有一些人，那些ａｌｏｇｏｉ（非理性者），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