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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相同的心理因素影响时，你必须有自信推翻他的结论。但有时你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能力有限——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信任某位专家。
实际上，你应该弄清楚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
个更有用的呢？
问：你讨论过可口可乐的失败。你认为苹果犯了哪些错误呢？
让我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我从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
尔奇那里抄来的。韦尔奇是一位工程学博士。他是商界巨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
人。最近，有人问他：“杰克，苹果到底做错了什么？”当时巴菲特也在场。
韦尔奇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
给你相同的答案。在这个领域我没有能力给你任何特殊的见解。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照搬韦尔奇的答案，是为了教你一个道理。当你不了
解、也没有相关的才能时，不要害怕说出来。
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我想用一个生物学的例子来说明。当蜜蜂发现蜜源的时
候，它会回到蜂窝，跳起一种舞蹈，告诉同类蜜源在哪个方向，有多远，这是蜜
蜂的基因决定的。四五十年前，有个聪明的科学家把蜜源放得很高，蜜蜂从来没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蜜蜂发现了蜜源，回到蜂窝。但它的基因里没有编排
好表达蜜源太高的舞蹈。它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它是韦尔奇，它就会坐下来。但实际上它跳起了一种不知所谓的舞蹈。
许多人就像那只蜜蜂。他们试图以那种方式回答问题，那是一种巨大的错误。没
有人期望你什么都懂。
有些人总是很自信地回答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的问题，我不喜欢跟他们在一
起。在我看来，他们就像那只乱跳舞的蜜蜂，只会把整个蜂窝搞得乱哄哄的。
问：你曾经在律师事务所干过，请问你当时是如何利用这些模型的？效果怎
么样？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好像并不采用这些模型。
它们也采用这些模型。但跟学术界的情况相同，律师事务所也有一些不正常
的激励机制。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说，律师事务所的情况更加糟糕。
我来说说律师业的另外一种模型：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律师。他有个
好朋友叫格兰特？麦克费登，奥马哈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这人也是父亲的客户。
麦克费登先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个白手起家的爱尔兰人。
他小时候经常挨父亲毒打，于是从农场逃出来，自己开创了一片天地。他是
个聪明人，极其正直，极其有魅力——反正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父亲有另外一个客户跟他正好相反，那人是个吹牛大王，自视极高，处事
不公，夸夸其谈，难以相处。当时我大概只有14岁，我问：“爸爸，你为什么替
X先生——那个自视极高的吹牛大王——做那么多工作，而不是花更多精力在格
兰特？麦克费登这样的好人身上呢？”
我父亲说：“格兰特？麦克费登正确地对待他的员工，正确地对待他的客户，
正确地处理他的问题。如果他遇到一个神经病，他会赶紧远离那神经病，尽快给
自己找条出路。因此，我要是只做格兰特？麦克费登的生意，就没钱给你喝可口
可乐啦。但X先生就不同了，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法律纠纷。”
在生活中，为了养家糊口，你不妨偶尔替那些丧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务。但你应
该像格兰特？麦克费登那样为人处世。那是个很好的道理。
这个例子表明从事律师业的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得不跟一些非常
低劣的人打交道。当律师能够赚很多钱，大部分归功于他们。就算你的客户是个
品德高尚的人，你要帮他应付的对手也往往是非常低劣的家伙。这是我不再当律
师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私欲，但也是因贪欲带来的成功，我才能够更容易去做
一个值得尊敬和理性的人。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的：“空袋子很难竖起来。”
我认为当我问起那两位客户时，我父亲的回答方式是非常正确的。他教给我
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在生活中，为了养家糊口，你不妨偶尔替那些丧失理智
的自大狂服务。但你应该像格兰特？麦克费登那样为人处世。那是个很好的道理。
而且他用的教学方式非常巧妙——因为他不是把这个道理直接灌输给我，而
是让我自己通过思考去体会。我必须自己动脑筋，才能明白我应该学习格兰特？麦
克费登。他认为如果这个道理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会记得更牢。确实是这样
的，我到今天还牢牢地记住它——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
教育方式。
这种方式也跟基本的心理学有关，跟基本的文学道理也有关系。优秀的文学
作品需要读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那样它对读者的影响会很深，你会更牢固地记
住它。这就是承诺和保持一贯性的倾向。如果你动脑筋才懂得某个道理，你就会
更好地记住它。
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如果你动脑筋才懂得某个道
理，你就会更好地记住它。
如果你是律师或者企业领导，也许会想让他人明白我父亲告诉我的道理，或
者其他你想让他们学到的事情。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难道用这
种方法来教孩子不是很好吗？我父亲故意使用了间接的方法。你看它的效果多么
好——就像库克船长巧妙地运用心理学一样。自那以后，我一直都在模仿格兰
特？麦克费登——终生如此。我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但至少我一直以他为榜
样。
问：你在《杰出投资者文摘》发表的文章结尾提到，只有少数投资经理能够
创造附加值。你现在的听众将来都会成为律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为司法业创
造附加值呢？
只要成为能够正确思考的人，你们就可以创造附加值。只要很好地掌握正确
的思考方式，能够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你们就能够创造很大的附加值。只要能
够防止或者阻止某些足以毁掉你们的事务所、客户或者你所在乎的某些东西的蠢
事，你们就能创造很大的附加值。
你 们 可 以 使 用 一 些 有 效 的 妙 招 。 例 如 ， 我 的 老 同 学 ， 斯 卡 登？阿 普 斯
（SkaddenArps）律师事务所的乔伊？弗洛姆（Joe Flom），是个十分成功的律师，
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善于用一些精妙的比喻来有效地传达他的观点。如果你们想为
客户服务，或者想要说服别人，用点幽默的比喻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本事。你们可以说乔伊？弗洛姆的本领是天生的，但他经
常磨练这种天赋。你们或多或少都拥有这种天赋，你们也可以磨练它。
有时候你们会遇到一些不能做的事。例如，假设你有个客户非常想要逃税。
他要是不逃税，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如果他认为有些漏洞可以钻但是他没有钻，
他每天早上会连胡子都刮不干净。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不愿意安分守规
矩。
你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A）你们可以说，“老子不给他干啦”，
然后撒手不管，或者（B）你们可以说：“哎呀，生活所迫，我必须为他工作呀。
我只是替他作假，不代表我自己作假。所以，我还是做吧。”
如果发现他真的想要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你们这么对他说可能是没用
的：“你这么做不对。我的道德比你高尚多啦。”
那会得罪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他年纪比较大，因此，他不会被你们说服，
而是会作出这样的反应：“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给整个世界设立道德标准？”
但你们可以这样对他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可能不让你的手下知道。所以
呢，你这么做很容易遭到敲诈勒索。你这是在拿你的声誉冒险，拿你的家人和金
钱冒险。”
这样做可能会有效。而且你们对他说的是实话。如果必须使用这样的方法才
能让人们做正确的事情，你愿意在这种地方工作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
你们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从他的利益出发去说服他，很可能比从其他方面
出发去说服他更有效。这也是一种有着极深的生物学根源的强大心理学原则。
我亲眼看到那种心理学原则是如何使所罗门倒掉的。所罗门的法律总顾问知
道CEO古特福伦德应该尽快将所罗门公司的违法交易统统告诉联邦政府部门，
古特福伦德并没有参与那些不法交易，不是主犯。总顾问要求古特福伦德那么做。
实际上，他对古特福伦德说：“虽然法律可能不要求你这么做，但那是正确的。
你真的应该说出来。”
但那没有用。这个任务很容易被推掉——因为它令人不愉快。那正是古特福
伦德的选择——他把它推掉了。
除了CEO，总顾问在所罗门公司并没有什么靠山。如果CEO下台，总顾问也
会跟着下台。因此，他整个职业生涯岌岌可危。所以为了拯救他的职业生涯，他
需要说服这位拖拉的CEO赶快去做正确的事情。
这件任务简单得小孩子都能完成。总顾问只要这样对他老板说：“约翰，你
再这样下去，你的生活就毁了。你会身败名裂的。”这么说就可以了。没有CEO
愿意自毁前途、声名扫地。
没有CEO愿意自毁前途、声名扫地。
这位所罗门的前总顾问为人聪明大度——他的想法也是正确的。然而，他丢
了工作，因为他没有应用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知识。他并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
要说服一个人，从这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最有效的。
但就算遇到相同的情况，你们应该不会得到相同的糟糕结果。只要记住古特
福伦德和他的总顾问的下场就好了。如果你们用心学，正确的道理是很容易掌握
的。如果你们掌握了，在遇到其他人无法解决的关键问题时，你们就能够表现得
游刃有余。只要你们变得明智、勤奋、公正，而且特别擅长说服别人去做正确的
事，你们就能够创造附加值。
问：你能谈谈诉讼的威胁——股东的官司等等——和一般法律的复杂性如何
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决策吗？
嗯，每个大企业都为法律成本叫苦，为规章制度之多叫苦，为公司事务的复
杂性叫苦，为控方律师——尤其是集体诉讼的控方律师——叫苦。所以你完全可
以把一家公司的叫苦单照搬给另外一家公司，一个字都不用改。
但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让它们叫苦的这些情况实在是好消息。多年以来，
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它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像大瘟疫中的
收尸人。当然，如果在瘟疫期间，收尸人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拉小提琴，那会显
得非常怪异。所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会说：“唉呀，真叫人悲伤——这么多复
杂的问题，这么多的官司，这么多的司法不公。”
当然，如果在瘟疫期间，收尸人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拉小提琴，那会显得非
常怪异。
但说真的，他们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才会抱怨这种情况，因为这实际上对他们
非常有利。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事。部分辩方律师想让公民投票
否决某个议案，但是这么做有害于他们客户的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进
行游说，免得被他们的客户发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个法案使得控方律师
更难提出诉讼。
如果你是辩方律师，靠的就是和这些极端分子斗智斗勇，以此来为孩子交学
费——那个法案无异于将他们的饭碗打破。所以身为成年人，他们只能作出这种
成年人的选择。
所以大公司适应了。他们遇到更多的官司，不得不设立规模更大的法务部门。
他们为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叫苦，但他们适应了。
问：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法律的复杂性消耗了企业大量的资源，是吧？
是的。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诉讼费用和为了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支出的费用
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确实，有些新的法规是很愚蠢的。但有些则是不可
缺少的。这种情况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只不过轻重程度会有所不同。
问：是否有些企业由于担心失败或负法律责任而不太可能去投资那些风险较
高的项目？您有看到或经历过企业决策上任何这样的变化吗？
我曾经和朋友——不是沃伦，是另外一个朋友——一起碰到过这种情况。我
们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发明了一种更好的警察头盔。那是用凯夫拉尔（注：即对位
芳纶，美国杜邦公司于1960年代研制出的一种具有低密度、高强度性能的新型
复合材料）之类的原料制成的。他们把这种头盔带给我们看，要我们生产它。
就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