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胡先生的文学文化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此文台湾报未
肯刊登。后来即因澳门的报纸愿意刊用而方得问世。
我对胡先生的做人，是深衷佩服；对他待我的高谊，我是永远难忘。这
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即常言所谓“交情”。而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
那是另一回事。有人在此二者上弄些手脚，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那是
很无聊的勾当，我就不再多提它了。
那首七律的首联二句，所包含的内容，我在此略作追述解说。
我是1939 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我本上不起这所大学，靠的是奖学金，本
科是西语系，那时心愿是学好外文，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珍珠港
事变骤起，燕大于同日被日军封闭解散。抗战胜利后，我以“插班生”重新
投考，方得再返燕园。人已“老大”，情兴阑珊，对外文课已是“应卯”，
一心只看中国书，兴趣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不想，由于家兄祜昌的启示，
忽然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这是胡先生早先力求而不获的珍稀秘籍，
里面竟有六首咏及曹雪芹的重要诗篇。我因此写了一篇论文，并提出对雪芹
生卒的新考订。那时毫无“发表欲”，写了之后就放在书桌角上一堆书物中。
过了很久，先师顾随先生在一次来信中忽然鼓励我，说不妨写写文章，——
他意在文学创作，并不希望我做“学者”。我却把现成的这件考证文字连同
另一篇关于大书家欧阳询的文章，一齐寄给了顾先生，他即转给了赵万里先
生。赵先生那时正编报纸的《图书》版副刊，当然选的是关于雪芹的这篇了，
很快刊发了——因为是一项重要发现。
胡先生见了拙文，非常高兴，主动写信给我，由赵先生转来，但赵先生
已先将胡函也编发了，才把原函给我的。
这样一来，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由于胡先生对我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我那时“少年气盛”，
就又写文争辩，并且也与他通信讨论起来。
这些信件，已成“文物”。在“文革”中，我所存各种有历史价值的旧
信件大抵散亡，而胡函六通，是“重要政治性”证物，反而被完好保存了下
来，终于得以“完璧归周”了。
由赵先生的盛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
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
时在座的，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
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
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
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
辞行，他拿出一本《胡适论学近著》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不知何故，此书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
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石头记》、敦诚《四松
堂集》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
因《懋斋诗钞》之发现，我决意对雪芹的家世生平作一番研究的功夫，
但对《红楼梦》自然也不能置之度外，于是我冒昧向胡先生提出：请借阅他
的珍藏“甲戌本”。这真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不情之请。不想没过多久，小说
专家孙楷第先生到燕大四楼（即由西校门排下来的第四宿舍，未名湖畔）来
找我，递与我一包书，报纸裹着，浓红的朱笔写着我的姓名与住址。打开看
时，竟是“甲戌本”！（上有胡先生亲书朱字的这报纸我珍存了多年，今不
知在否。）
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这信任不止是借
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如索
还、提及。。），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那是1948 年。暑假，带着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
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红楼》真面目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纂改
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我们两个同声致慨，从此，两人商议，立
下大志，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
这个志愿，祜昌为之奋斗到1993 年春逝世（现时由我在他的巨大工程上
作最末一道核订定稿的工序）！
那暑假，祜昌整整忙了两月之久：为“甲戌本”录一副本。这是因为原
书纸已黄脆，令人不忍多加翻阅，而我们又必须深细研读，没有双全之计，
遂决意“先斩后奏”，函告胡先生此情，并说明不得已而如此擅专，如不同
意，即将原书与副本都还给他。
回信来了，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对，副本就请留着运用，那部原书将来
也是要捐献与公家的。
胡先生的大度，提高了我们的勇气。我又写信，说出心里话：我以为他
获得了如此宝贵之本，但除了写出一篇《红楼梦考证》粗加介绍之外，再也
没有多做专门研究，真是可惜。我向他表示两点：一、此本是个宝库，不应
悬之高阁，还须正式研索发掘其内容意义；二、芹书被程、高纂乱得如此酷
烈惨重，亟待整校出一部接近雪芹本面的新版本，此乃一件大事。
他回信说，这个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一直无人敢来承担；如你愿为，我
将支持帮助你（凡引昔年信函皆记忆中的大意，并非原文）。
由是，他又借与我“戚序”大字本（宣统三年与民国元年所印，当时已
不易得），上有“胡适的书”一方“白话印”。据后来内行告知我那是名家
所刻。
我得了两真本后，就一力搜寻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使当时仅有的
三真本汇齐，以便实现恢复芹书真面的大愿！
按下这一头慢表，且续说我与胡先生的“关系”。
迤逦已到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
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
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
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
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
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但是，要“交待”的事情还是不少，允宜一并在此追叙，也可为文献史
上留一页掌故资料。
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
在雪芹生卒考订上，却都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一种“忘年”也“忘位”
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
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第一方面，他对我的生卒说只同意一半（后来连那一半也“撤回”了），
焦点上他总认为我的生年（雍正二年，1724）太“晚”了，雪芹就“赶不上
繁华了”（指康熙年曹家盛时）。我则争论：雪芹根本就没赶上那繁华，其
书中所写的，不过是一点“末世”，原书再三点明的流风余韵而已，我们不
宜发生错觉（书中屡屡表示，追忆盛时是“二十年前”“恨不早生二三十
年”。。）。胡先生不接受，还说：“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年表，指
用历史年月事迹与书中所透露的迹象可构成对照表。）那时又加上另一位红
学家对我这个学生撰文公开泼冷水，于是激起了我这个不识好歹的年轻人的
“执拗”之性，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内幕——这就是拙著
《红楼梦新证》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背景。“我非要把‘年表’做好不可！”
（但从《胡适口述自传》所叙，他后来似乎接受了我对曹氏家世的考证的各
种论据，也不再提“赶上繁华”这一个历史错觉了。再如对“甲戌本”原藏
者刘铨福的考证，胡先生也是采纳而写入他的文章的。我上面叙的，是追述
最早期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扬流布的事了（他将自
藏的“程乙本”拿出来，标点、分段、作序、考证、交亚东图书馆印行，影
响和垄断了数十年之久），因为那是个纂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
他又不以为然，并且辩护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举文字异同的诸例，
只是“校勘的性质”。云云。
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
的序文并非如此。
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
乏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还是年轻之故，我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确实让
胡先生有些不愉快了——我寄给他一篇文稿，论析“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
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像的那样“白
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白话文学史》的愿望！
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
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排新版？
这实在是说话太不知轻重了，应该自责。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
刺的话（《白话文学史》是他所著呀），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
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
处发表。
这一点，尤其让我这一名在校学生心中更加犯了书生气，觉得名流大家
如胡先生，其学识水准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随流盲目信从的。
从这一激发，我更坚定了已立的誓愿：一定要做出一个雪芹真本，来取
代那个害人欺世的“程乙本”！
胡先生对“程乙本”的赞赏与珍惜，似乎终其身未有变改，证据是他晚
年在台湾还特为撰文表明“程乙本”是由他传世的，言之依然津津有味，很
有得意之色。这可见他对雪芹原笔与程高纂笔的高下优劣并无多大识别力，
徒然收藏了“甲戌本”，也并不深加赏会。
后来，又得知他曾评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连一个
PLOT 都没有。”（见《胡适口述自传》所引）我便益发深信，胡先生对芹书
根本没有认真研读，他写《红楼梦考证》，一点儿也不是特别重视芹书，只
不过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对几部章回小说名著加以“整理”，为了印行，
才逐一地各作一番考证罢了。
他对《红楼梦》的这些看法与态度，使我对他“失望”，但又不是对他
这个“人”（历史文化学术人物），而是由他引起的一系列的中国文化的后
果与问题。我从此也就常常思索这些问题，而不是只限于“红学”的范围。
我的拙见与妄言，简而陈之，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
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
汉字语文。二是胡先生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国文化的标准
为依归的，他的思想是竭力把中国文化引向西方模式，使之“西化”。我悟
到这是他的思想认识的本质，所谓提倡“白话文”者，也不过是个现象形态
问题而已。
胡先生似乎不求深懂或不愿多理会我们中华汉字语文的极大特点特色。
汉文由单音字组联而成，而这单音又具有“声调”一大特点（由九声到四声、
平仄）。这声调是这个语文的灵魂，它天生带着音乐声律性。而汉语文本身
也自有其“文法”，字的“词性”极灵活，组构关系极紧凑，不需要多余死
板的那些外文中必不可少的“介词”“联词”。。。这一切都与欧洲语文不
同。所以，它又天生带着“文言性”。
这些，胡先生不加理会，要用欧西语文的观念、法则、款式。。来对待
它。
比如，他的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的“八事”，其中不要无病之
呻，不要陈词滥调。。等条，其实与“语文改良”无涉，古文家早亦如此了。
迨到他提不要用典，不要对仗，要讲文法，这就暴露了他对汉语文的理解认
识确实大有问题了。
在他看来，好像历来我们中国人写的语文有很多是“没有文法”。这真
是奇谈。这大概就是用英文“文法”的眼光来“衡量”汉文的结果——我们
不同于英文，那必须讲“完整句法”，即：主语（旧称“句主”）——动词，
“及物”动词后头还得跟着“受事”（亦称“宾词”），其他字与字、词与
词之间必须有“介词”“联词”。。，否则即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