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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从上到下长期奉行透支消费，信用泛滥，自身储蓄和积累非常少。过去十年，如果没有来自亚洲出口国的廉价产品和廉价资金，他们根本不可能享受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日子。为了尽可能延长这种好日子，发达国家任由货币泛滥，肆意扩张信用，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终于发生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花咱们的钱，吃咱们的，用咱们的，得了“肥胖病”之后还反咬咱们一口，说是因为咱们喂给他们太多了，以至于胖得不成样子。咱们应该控制好喂食量，使他们能够保持美好的身材。如此荒唐的逻辑，恐怕也就只有强盗才有可能说出口。
亚洲国家的高储蓄高积累只不过是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客观条件，根本原因还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系统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不去认真反思自身的制度缺陷，却急急忙忙地到处泼“脏水”推卸责任，一副彻头彻尾的强盗做派。不过，恐怕这也是祖传的，史学家们早已证实英美两国的共同祖宗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海盗出身。
第二个表面理由是金融过度创新。次贷危机之前，金融创新林林总总，新产品层出不穷，例如CDS、syntheticCDS、ARM按揭产品、HomeEquity按揭产品、Second…lien按揭产品等等。马上有专家跳出来说，是金融过度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笔者认为，所谓金融过度创新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金融过度创新？怎样才能算得上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创新是一种结果，不是原因，有需求才会有创造，凭空不可能出现金融创新。任何金融产品不过是人使用的工具，本身不会去祸害任何人。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枪支杀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收缴所有的枪支就可以降低或者消除犯罪率，事实上不少地区的实例说明枪支的多少和犯罪率高低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把枪支看作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菜刀就可以算作是金融基础产品了，石头简直就可以认为是现金了。枪支没有出现之前，菜刀一样杀人。就算把菜刀都收缴了，还有石头呢。石头照样杀人。所以不能因为金融新产品监管不到位，被人滥用，就把金融危机的账算到金融创新头上。我们不能讳言金融创新，而是要继续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第三个表面原因是认为自由贸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贸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全球化的自由贸易降低了全球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想要消费的人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而且价格便宜的产品，想工作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尽管经济增加值分配不公，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收益。自由贸易一定会导致贸易失衡，有失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办法调整失衡。在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下，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失衡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由贸易导致贸易失衡就把板子打到自由贸易身上。相反，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后果是，所有原本参加贸易的国家都会受到损失。
第四个表面原因是有人提出是自由市场体系导致了危机，而政府干预可以避免危机，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干预，降低市场的自由程度。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无缺的，自由市场当然不能例外。自由市场确实存在天然的缺陷，但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缺陷并不足以支持我们彻底转向政府管制经济。恰恰相反，与政府管制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更有效的经济模式。加强政府干预不可能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自由市场体系更快推进技术进步，更不能指望依赖政府管制解决所有问题。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自由市场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政府所需要做的是在市场失灵和失效的时候，进行适当的干预；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律不要干预。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界限，一旦过头，经济低迷恐怕会成长期现象。
有媒体调侃，如果说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美国正在建设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笔者认为，下结论戴帽子并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在实践中不断磨合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断优化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能力才可以更好地弥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第一颗扣子：M型的恶果（1）
“一对夫妇两个孩，一幢洋房两辆车，一片花园两条狗”，这一直是美国梦的现实描写。美国梦的目标是，到美国寻梦的每个男人、女人，无论出身或地位如何，都能以自己的天赋能力取得最高成就，并得到他人的认可。
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就逐渐建立起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生产效率和真正中产阶级的收入都成倍增长；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已占到全美家庭总数的60％至70％左右，成为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美国梦”范例，美国是一个“枣”型社会。
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即便人们的工作更加努力，劳动时间更长，美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只是生产率增速的三分之一，里根总统则开启了一个少数人暴富而工薪阶层收入微薄的时代。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以1998年美元计算，美国人平均工资从1970年的32；522美元上涨到1999年的35；864美元，过去29年的增长幅度为10％，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幅度竟然只有。如果以1973年的美元计算，从1973年到2000年，美国男性人均每周实际工资下降了约7％。进入新世纪，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底，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最长时间周期已经与大萧条时代一样长。美国人突然发现，中产家庭的年平均收入过去8年下降了2000美元，“美国梦”对于中产阶级越来越遥不可及。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受害最深也是中产阶级，房产股票养老金缩水，裁员降薪都有份。
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自197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经通胀调整的收入增长了60％，而其他人群的收入却下降了10％以上。掌握沃尔玛超市的沃尔顿家族，比美国最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口（约1亿人）加起来还要富有。美国公司利润占GDP的比例处于100年来的高位，更是表明经济增长的好处绝大部分落入了以股东为代表的富豪的腰包，而大多数人只是以工作谋生存而已。
2004年，美国家庭中位数（median）净资产为9万3000美元，但美国家庭平均（mean）净资产为44万8000美元。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巨大差距说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净资产“被平均”高了将近5倍。
在51万亿的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占据了近70％。而前50％至前10％区间内的美国家庭，即资产净值在9万3100美元至83万1600美元的家庭拥有大约28％的资产净值。位于平均线之下的5600万户美国家庭在51万亿美元的家庭净资产总值中合计拥有这个数字的大约。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创1967年以来近四十年的最高纪录，美国已经沦为M型社会。
另外一个沦为M型社会的国家是日本。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2006年出版了一本《M型社会》，分析了日本贫富差距的情况。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贫富分化开始恶化。主要表现之一是日本社会的正式员工数量不断下降，比例持续降低，而薪酬待遇偏低的非正式员工（派遣人员）的数量直线上升。日本的正式员工数量199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之后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步入快速增长期。2003年，日本大约有3500万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的人数达到了1500万人；日本每三位劳动者之中，就有一位是非正式员工。随后，正式员工数量继续减少，到2005年，正式员工数量减至3333万人，而非正式员工则增至1591万人；2007年，非正式员工已经高达1890万人，超过了日本劳动力三分之一。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第一颗扣子：M型的恶果（2）
和正式员工相较，非正式员工的所得较低，其中64％的契约员工及特约员工的年平均收入更在五百万日圆以下。在日本，年收入在600万日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了日本总人口的八成。根据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最新资料，日本在2005年的贫穷率就以排在OECD三十国里排第二，而第一位就是美国，。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公平，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这种不公正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从1800年以来，世界上的财富在不断向富人手里集中，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起伏，但总的趋势一直如此。
联合国报告显示，1960年至1991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下降到。进入新世纪之后，问题在继续恶化。2006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世界的总财富在2000年时为125万亿美元，大约2％的富人拥有着一半以上的世界财富，而最穷的一半人口连1％的财富都不到。世界上最富的20％人群和最穷的20％人群相比，1946年的收入差距是46倍，1990年是60倍，1997年是86倍。1998年全球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开销近24万亿美元，其中最富的20％的人群消费占86％，最穷的20％的人群消费占1％，相差依然是86倍！
从个体来看，1996年世界上358位最富的人拥有财产超过全球一半人口年收入的总和。1998年世界上225位最富的人拥有1万亿美元财产，等于全世界最贫穷的25亿人的全部收入；当年世界上15个最大富翁拥有的资产，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国家GDP的总和。2000年美国前三大富翁的个人资产，等于加入联合国的按GDP统计倒数100个国家的GDP总和。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一体化（本章第四节将会就全球一体化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全球一体化不断向前发展，从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之后实现了全球市场一体化，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环境、监管等等都出现了一体化之下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劳动力市场、全球资源市场等等。
在一体化之下，作为享有天然优势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先发的制度、文化、技术、管理和资本优势，利用全球一体化的契机，利用监管与制度套利和全球化配置优势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润。
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为经济和金融发展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规定，在全球化实现之前，由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制度与监管的套利成本过高，所以主权化的管制效率比较高。
全球生产一体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实现之后，世界没有实现全球监管治理一体化，政府服务不是全球化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现代航空航运业的平民化发展，使得流通成本大幅下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在制度与监管方面套利的成本大幅下降。
全球化使得这些公司和富人们可以轻松利用先发优势实现全球套利，占有全球化收益中最大的一块。例如在高端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例如硅谷、纽约等）设立总部指挥全局和设计产品，在税收最低管制最少的地区（如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设立控股实体用于实现利润逃避监管与税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原材料，在生产成本最低生产限制最少的地区（如中国拥有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管制成本等）进行生产过程，在服务行业条件最好的地区（如印度）设立后台呼叫服务中心或者办公服务中心。富人们充分利用全球一体化的生产模式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第一颗扣子：M型的恶果（3）
美国加州大学的几位学者对苹果公司的iPod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全球生产一体化格局下利益分配的实质。3G版本的iPod由苹果负责设计，售价约299美元。拆开来看，iPod总共有451个零件，最昂贵的部件是硬盘，由日本东芝公司生产；价格为73美元；其次是显示模块，约20美元；视频及多媒体处理芯片8美元；控制芯片5美元；最后的组装在中国完成的，增加的价值不到4美元。
iPod涉及的公司包括亚洲的华硕、富士康、英华达等大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多数只负责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