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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
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
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诚
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
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
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可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
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一个国家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
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
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大多，
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
果真如此的话，未来 50 年到 100 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
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他说，只有买卖才会有
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
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
买卖的障碍大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
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
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
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
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子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
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
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人。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多样化，有
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
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
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
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
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 7 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
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
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 6 点到 11 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
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
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
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是消除
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
献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
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
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
精神。再有，市场中的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
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
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
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
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
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
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
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
正原因。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
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
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
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
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小结：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
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
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35．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有一位朋友是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致力于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这个说法原出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对于道德的解释，现在常常出现
于政治家的口号中，因为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是不
可能的，那么多数人的幸福显然比少数人的幸福更好，而且更多的幸福也应
比较少的幸福更好，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天经地义地应该是
我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仔细一想，这种看法有两个根本性毛病。第一，每个人很自然把自
己置于“最大多数人”的行列之内，但万一自己沦落为少数人就难免陷入悲
惨的境遇。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的或许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也有一个较好的
生活条件”，而不是只讲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顾其他人。类似地，历史上阶
级矛盾总是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多数人，然而我们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和统治少
数人来代替它，因为只要有被压迫的人群存在，任何人也难免有朝一日不知
什么原因忽然变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在阶级斗争主宰一切的年代里，我们
总以为反革命只是一小撮，斗倒了他们才能保证多数人的幸福。可是到后来
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被揪的危险，这才醒悟到不保护少数人是错误
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才是具有
宽广胸怀的革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可是不制裁少数真正的坏人又不能保护
好人，问题之难就难在这里。
其次，所谓“最大幸福”，只有当幸福的大小可以比较时才有意义，否
则无从比较何者更为可取。例如美国实施个人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累进税率
越高则越不利于富人，而较有利于穷人。极高的税率可以消除一切贫富不均，
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不利于富人，而且对一切人不利，
因为它断了一切人改善自己境地的希望。那么究竟多高的税率能给人们最大
的幸福呢？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最
高税率达到 90％，以后多次降低，1988 年降到了 33％，最近克林顿政府在
酝酿增税，可能又要上调一些。经济学中的严格推论无法证明不同人之间的
幸福可以比较，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感是否可比都还是一个问
题。如果幸福可以像称蜜糖一样比较大小，上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可是幸
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
经济学假定人们倾向于更多的物质享受（包括服务）。换句话说，在其
它条件相同时，人总希望更多的消费。在市场经济中金钱可以购得各式各样
的消费，于是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借助于权力也可以得到消费，
则权力也成为追求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GNP）就是用来计量一国生产出多
少财富的指标，它是可计量的。两种政策孰优孰劣，只要看何者有助于生产
更多的价值。于是一国人民的幸福是否有所增进，只要看 GNP 的增长率；比
较两国人民何者更幸福就看人均 GNP 的大小。这成为当前国际上认可的评判
标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小康标准也用人均 GNP 翻两番作为目标。
可是消费能力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幸福的增进，还是有待反复推敲的。我
曾就这个问题和我的房东探讨过。有一天，她开着她新买的丰田牌小汽车送
我上班去——这是我们约定的安排，因为我们的寓所很远；没有方便的交通
工具；我不会开汽车，也没有汽车，所以送我上班是我租她房子的条件。当
汽车驰过一幢幢正在建筑的住宅和新落成的购物中心时，我很为这些房子的
建设速度吃惊，同时也想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GNP 增长了 2 倍，人
均 GNP 增长超过 1 倍的成绩。战后的美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猜想富
裕程度增加一倍必定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于是我问她：“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你感到自己越来越富裕吗？现在你的开支是否比那时宽裕得多？”她不
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觉得现在比那时富裕。”我追问她根据什么得出这
样的结论。她想了一会儿说：“那时我们也有汽车，也有自己的住房，吃的
东西虽然没有现在的花样多，质量也并不次。”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现
在我们是比那时的钱多了，但这是因为我们工作了一辈子，有了积累。就时
代的变化来看现在的老年人并不比那时的老人阔绰。那时钱虽然少，可是生
活得很有意思。”她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幸福并不正比于物质享受。因为如
果以物质享受而言，现代人们（不仅是美国人）所享受的肯定比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享受的丰富得多，不说别的，光从这 40 年中新发明的东西就可证
明这一点。电视机那时还没有普及，现在则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享受（以一天
生活中的时间分配来衡量）。微波炉、电子表、电子计算器、塑料用品、日
光灯、收录机等司空见惯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至少没有普及。记得 40
年代我在大学念书时几乎每星期都要补一次袜子，现今有了尼龙袜，再也不
必为补袜而烦恼了。还有尼龙牙刷、的确凉衬衫都为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起
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东西，丝毫也不感到它与我们
的幸福有什么关系。我的房东太太开的丰田牌汽车以其平稳舒适和设备的完
善性而言，肯定比她 40 年前的福特汽车强得多，可是她并没有感觉到。如果
物质享受确实可以提供幸福的话，那么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了不同时期的幸福
是不可相比的。
非但“物质享受可以提供幸福”的论断存在上述许多疑问，还有种种迹
象表明，一些人物质享受的增进可能导致另一些人的痛苦。如果我的邻居原
先和我具有相仿的消费能力，现在他忽然变得阔气起来，非但购置了沙发、
录像机和摩托车，而且出入乘坐出租汽车，经常光顾高级饭店。他的变化可
能打破我的生活的平静气氛，使我陷入了嫉妒的痛苦，于是最能平我心头之
恨的是有朝一日亲眼看到他倾家荡产。嫉妒原是人性中最恶劣的成分，但它
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如果“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确实是我们的政策
目标，那么防止那些可能引起周围人群因妒忌而痛苦的变化便是合理的，或
者更彻底地，从法律上断绝一切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从道德上谴责一切追
求个人消费的权利。幸亏我们对外国人的富有并不妒忌，因为他们和我们并
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宾馆主要就是为他们造的。不但如此，我
们还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投资，赚更多的钱回去。可叹的是我们对自己同胞的
发财致富却没有那份宽宏大量的气度，要不信的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