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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全书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党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政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政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1934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450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1934年6月9日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
全书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