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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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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党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他和党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

    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党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1945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1933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姐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政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政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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